任建明此番话很容易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公务员还买不起私车，所以他们才会滥用公车，所以要让他们都能够买得起私车。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颖，早在公车改革之初，类似于“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就屡屡被人提及。与任教授的境遇相仿，这些论调也都遭致了公众舆论的一致抨击。

    “高薪养廉”这个命题一直饱受争议的原因就在于，相当一部分人都在谨慎地怀疑，“高薪”是否真能“养廉”？事实上，豪贪巨蠹人们见过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与此相反，倒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变得更加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离开了制度的约束，寄希望于“高薪”就能“养廉”，确实殊为不易。从这种角度来看，以“高薪养廉”购买私车来堵塞公车私用的理想，一样很难得以实现。

    公车滥用的实质是公务人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不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寻租，更是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要想彻底根除这种行为，需要的是各界的监督，以及制度的严惩，需要的是用法律的锁链锁住那些肆无忌惮的车轮，而不是人手一部私车来冲抵对公车所造成的压力。如果没有了这些必要的前提，可以断言，即使所有的公务员都能买得起私车，依然难免会有人身不由己地去打公车的主意。

    防止公车私用是公车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货币化改革只是为了补贴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并无必然联系。如果硬要把提高公务员工资作为货币化改革的一种“配套设施”的话，难免会让人怀疑，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又在为公务员变相谋取福利？不滥用公车谋一己之私，这是公务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要假公共财政之手予以额外的奖励？

    公务员购买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购车款不应该来源于不滥用公车的奖励。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工资改革不应该脱离当前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在公车滥用依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之下，如果“汽车时代”纵横驰骋的都是公务人员的私车，这恐怕是比公车滥用本身更加容易引起不良社会影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