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注意到，王选“成名”之后经常反复讲一句话：“院士不是权威，我现在靠虚名过日子。”王选曾多次表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曾有两个巅峰，一是27岁，一是38岁。那时，他是所从事事业中的权威，并且迫切希望得到应有的承认，却“有用而无名”———“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后来，他离开了他曾经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前沿，“有名而无用”，成为社会公认的权威———“1995年我58岁的时候，当选中国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虽然我当时就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了。”

    王选为什么一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我能从这句话里读到不满和伤心！为什么要让事实上已经成为杰出科学家的王选，继续当了20年的“无名小卒”，为什么一定要推迟20年才让他得到20年前就应该得到的荣誉？毫无疑问，王选反复强调“我38岁的时候是无名小卒”，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才体制、人才激励机制的不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句名言：好的社会制度的定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三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陈毅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如果人们常常处于“时候未到”的等待之中，这样的善报和恶报还有什么意义呢？无疑，对善和恶的“回报”不及时、不到位的体制机制，肯定不是“好的”体制机制。“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虽然这句话有片面性，但它强调社会正义的到来，不应当有“时间差”。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说王选对科技体制中的回报机制不满的话，那么问题正是在这个“时间差”上。市场瞬息万变，时间的价值使人们感到坐火车不如乘飞机，在这样的时代，你还要人们在漫漫长夜里等待黎明，也不知道那个戈多能不能等来，这样的体制机制怎么能有活力？它只能让人们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身心疲惫，在等待中消沉、沮丧和绝望。所以，在这样的体制内充斥着平庸之辈是毫不奇怪的。相反，如果这样的体制能创造出大量有用之才，才是咄咄怪事。

    虽然市场机制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直到今天，在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的国家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中，旧体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认为，加快改革，形成一个能够让每一个“王选”都不再遗憾的体制机制，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关键举措，也将是对王选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