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就老》的副标题“洁尘的女人书”名副其实：洁尘谈的全是艾瑞卡·琼《我挡不住我》、达契娅·马拉伊尼《惶惑的年代》和古本芭拉拉《厨房》这样的女性写作和文本中的女性。

    近日，笔者电话采访了定居成都的洁尘。

    一生只有写作一条船还是很乏味的

    问：《提笔就老》中开篇就是《杜拉斯语录》，比如“假如你要写发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别去威尼斯”等，读完您的新书也可以做本“洁尘语录”，比如“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等。制造警句的不自觉努力会不会损害您写作的自然，您是不是更希望这些警句能出现在您的小说中？

    洁尘：在随笔里制造警句，这是对我的夸奖。我在语言方面有种凝练的能力，专栏写作这么多年不排除需要一些文眼儿，但我写作时是自然的，不是刻意的。警句如果出现在小说里，那是对小说的一种戕害，是叙述能力的低下，是可怕的。非常遗憾的是，我现在的小说里时常出现警句。

    作家不要生怕读者没你聪明。很多作家欣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它有一种克制之美，不能忍不住从故事中站出来讲道理。小说的容量、体积和能发现的东西更多。随笔不是讲故事，本身就是在说事儿，在某一点上或许会和读者产生会心的共鸣。

    问：谈到杜拉斯时，您说：“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那写作对于您的意义又是什么？

    洁尘：搭救虚无吧。我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以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态度生活。总体上我觉得人生是虚无的，我把写作当作一条船渡过这一生。今后如果能找到别的船，我就会跳过去。我并不是把写作供在一个神位上。古往今来，好书好作家太多了。一生只有写作一条船还是很乏味的。

    写文章不妨任性蛮横一点

    问：在写大律师史良的那篇《香云纱》中，您仅仅看到画她的《兰亭晚风》就“认定这衣服的质料应该是香云纱”，她身旁女性所着碎花旗袍您又“觉得那质地是软缎”。“我认定”、“我觉得”这种几乎不带商量余地甚至有些“霸道”的判断在您的书中并不鲜见，它们几乎可以和宣告“我要决一雌雄把你带走”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蛮横”、“任性”相媲美。女性先天的细腻和直觉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您的写作？在感觉和“悟”之后支撑您的是什么？

    洁尘：先说我的“霸道”。“我认定”、“我觉得”用在我的文章中非常有趣。这种“霸道”可能是我的个性。对叙述或审美对象的主观印象，一个作家应该有勇气表达。这样差异性就出来了。

    写文章这么多年，我有个心得：不妨任性、蛮横一点，这样反而会与别人的主观形成共鸣，还不会让人厌烦，有时会让人会心一笑。

    我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先天的细腻和直觉肯定占了很大比例，但具体怎么表达是需要天赋的。当然这句话有点骄傲，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天赋是老天爷赋予我的，比如表达力、穿透力和毅力，其中毅力也是很重要的。写作持续的动力到底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天赋并不够，我很刻苦，比如我在家，阅读的时间比写作多多了。

    问：您喜欢俄罗斯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早期作品？您不掩饰“她的人比她的作品更重要”，而且津津乐道于她复杂的感情纠葛。这种对“人之常情”的肯定与张扬是否是一种变相的“精神撒娇”，是否成为拉近与读者心理距离的一种“讨好”？

    洁尘：如果阅读效果是“精神撒娇”，那肯定不是我刻意为之。我那样写是因为我喜欢而不是故意讨好。阿赫玛托娃现在已经是文化符号了，不仅仅是一个经典作家。对她的解读，自然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每一个人的作品背后是作者本人，除了政治的影响外，她的感情倾向对她的写作肯定也有很大影响。我不是一个学者，这方面就有解读的自由。整本《提笔就老》，有些地方难免有些八卦。八卦实际上是人性的东西，蛮好的，至少可以让读者比较会心。

    我有女性主义倾向

    问：您最打动我的是对自己身为女人的性别意识的极力强调和张扬，您偏爱写《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孕妇”法拉奇，而不是写《风云人物采访录》的“名记”法拉奇。那您是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作家么？如果您觉得这个概念需要严格界定，那就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女权主义。

    洁尘：我通常用女性主义这个词置换女权主义。别人也常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作家。我说我有女性主义倾向，但旗帜还不鲜明。女性主义理论家张念说，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论男女，其实都是女性主义者。我比较赞同。关于《提笔就老》，张念给我的邮件里说，“尽管很多观点不同意，但还是喜欢你的调子。因为女性主义依然是在各种各样丰富的维度上建立起来的，比如你强调的私人性。”我很高兴张念有这个读后感。

    在男权社会如何维护女性的权益，如何获得女性自身的独立，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是把女人还原为人。女性主义的内容太多了，这里一下说不清楚，要说就是长篇大论了。对于很多女性主义的观点我是很赞同的。

    问：您这部副题为“女人书”的书打动我的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对文学和艺术巨匠的遗孀们悲惨命运的关照，您所谈到的除了毕加索遗孀杰奎琳·洛克和博尔赫斯遗孀玛利亚·儿玉这“两位遗孀”外，还有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您本能地同情她们：“生活在大师的阴影之下想必并不温暖，她们放弃了个人的事业要求，牺牲了正常的情爱生活，没有子女，在世人偏见的压力下尽着自己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一种信念所使，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不明智的。”遗孀们固然值得同情，但她们作为一个悲惨的整体是不是也该反思，傍一个大款和傍一个大作家之间在实质上又有多大分别？

    洁尘：你这个说法很有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立。这样说吧，虽然人怎么都能活一辈子，但浸润在文学和艺术中，人生可能亮堂一点吧。遗孀们，可能一开始也有为名利所驱使的，但如果生活在毕加索和博尔赫斯身边，天资哪怕再愚钝的女人，人生境界可能都会被提升的。

    我很尊敬杰奎琳·洛克和玛利亚·儿玉她们，她们在大师身后做了很多工作，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周旋。她们向人类推广大师们的文化遗产，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看是了不起的。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后也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