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的中国，也曾有这样一场类似通用汉语与网络语言之争的“论战”———这就是文言与白话之争。争论中，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鲁迅的《估“学衡”》、《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以及文言保守派的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当废》，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都以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渊博的文学功底，见证了这场文化大撞击的激烈和震荡。虽然，论战的结果使得文言文逐渐退出社会生活的舞台，然而林琴南、章士钊的文章依然具有可读性和历史参考性，文言文依旧是民族的瑰宝。

    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都做了些什么？翻看当时的一些资料，所看到的，只是文言与白话代表观点的猛烈交锋和论战，自始至终，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英国，政府不主动干预语言文化市场的具体运作，但通过多种渠道给予经典与创新剧团、剧目强有力的资助、扶持，其中艺术委员会是一个最主要的运行机构。以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为例，它成立于1946年，实行非政府运作，但代表政府辅佐艺术发展。它的经费来源于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是英国最大的艺术拨款机构，如2003～2006年的经费预算超过10亿英镑，由该委员会自行控制，对某些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机构进行战略性指导，给予资助。政府引导下的语言文化自由，也带来了英国语言文化产业的繁荣。

    语言文化在维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也需要兼容并蓄的博大。据报道，英国的中小学正在大力推行汉语教学，英国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英国文化协会每年培训30名以上的汉语教师，以弥补汉语学习热潮带来的师资缺口。而据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人，大约100个国家的各级各类教学机构教授中文课程，其中大学2300余所，“汉语热”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近日，欧洲首个孔子学院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挂牌成立。难道他们就不害怕汉语言的“侵略”吗？

    网络语言的出现，经历了萌芽、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其被国人接受的过程，反映了语言的市民化和草根民众争取话语自由的新趋势。国家颁布了民法和刑法等法规，对于语言侵权的行为自有制裁和惩戒，在这个议题上，政府可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是严厉的裁判和不合理规则的制定者。对于新生事物的合理与否，历史才是最好的见证者。

    胡适先生曾说过：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