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已经是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一名老师，负责培训农村来的保姆。就在两会前，她带着一批刚从甘肃老家到北京18天的保姆，从体验一天“城里人”生活开始了一项并不轻松的培训工程。

    看到保姆们一天下来新鲜劲过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甚至哭鼻子的样子，王丽说：“哪里有那么容易？像这样的培训体验，只是融入城市文化的一个开始。”

    而在北京，还有很多的保姆，并没有这样的幸运。

    当一天城里人的体验

    2月25日，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批学员，参加一项名为“在城市里的一天”的活动。学员们要坐公交车去大超市购物，坐地铁去天安门广场游玩。学校希望学员们能体验城市生活，为融入城市生活做准备。

    一大早，穿着校服的学员们就很兴奋：“要与城里人一样过个周末呢！”可一天的活动下来，她们说的最多的一个字是“懵”。

    学员们的第一项尝试是坐公交车到距学校几公里外的一家大超市购物。她们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购买指定的30元的东西。

    在城里人看来，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可对她们来说，这是一场“战斗”。

    学校门口就有一个公交车站。曹雪梅和同伴走到站台前，围着站牌却不知道怎么看。随行的老师提示：“刚才说的是几路呀，咱们要去哪里呀，看看哪个车的站牌上写着呢？”

    到了超市，姑娘们在里面跑来跑去，却一无所获。随队老师只好又提示：“你们如果找不到东西，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人？比如说，售货员呀，顾客啊。”几经询问，姑娘们终于来到地下一层的牙膏专柜。品种繁多的牙膏让她们眼花缭乱。

    拿着牙膏的她们站到顾客比较少的一个收款台前，临到她们付款的时候，付款机出了问题不能工作。不明所以的姑娘们一直在那里等着。

    离开时，曹雪梅看到了“卖场出口”几个大字，和同伴顺利地走出超市。另外几个小组没有这样幸运：一个小组看到“出口”两个字就走了过去，结果是通往地下车库。还有一个小组没有看到提示语，半天找不到出口。

    返回的路上，姑娘们还在“犯晕”：她们直奔来时下车的车站。“在我们老家，都是从哪儿坐车来，就从哪儿坐车走啊！”一个小姑娘振振有词。

    到了天安门广场，姑娘们兴奋的情绪渐渐低落下来。她们身上的制服引起很多旅客的关注。“不穿这件衣服来就好了，”一个小女孩儿嘟囔着，“他们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怪怪的。”“嘿！我还以为是冬奥会的代表团回来了，穿成这样。”有的游客当着她们的面就这样笑话说。

    一个叫小凤的姑娘心里不好受：“刚才我们在玩的时候，有人向我们卖东西，我摆了一下手，他就骂我‘你哑巴了’。城里人说话怎么这样难听？”

    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是就业；二是社会化

    领着这些保姆体验“城里人”生活的王丽说，进城打工的保姆一批又一批，可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包括没有接受过类似一天“城里人”这样的生存体验，往往几年下来，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刚来时候的生存水平。

    王丽回忆自己6年来的经历时说，保姆仅靠着自己的勤劳，在城里是远远不够的。

    刚做保姆时的王丽每天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洗衣服要用洗衣机，掉色的衣服要和浅色衣服分开，家里的抹布要分类，切菜和切肉的刀要分开，看孩子时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沈东曙说：“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的问题很简单，一是就业；二是社会化。就业从来不是难题，但是社会化的过程不是简单能解决的。”

    “社会化的过程，有一个缩小城乡文化差异问题。”一名参与过进城务工人员培训的老师说，有个朋友家请了个小保姆，小女孩刚到的时候希望尽快融入这个家庭。当时她刚学会用洗衣机，看到雇主的羊绒衫脏了，就用洗衣机洗了。结果一件价值千元的羊绒衫被洗变了形，雇主知道小女孩是好意，却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孤独是她们最常有的一种状态

    去年，富平学校曾经委托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对47名进城务工的学员（主要从事家政）进行调查。这份调查显示，6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北京有要好的亲友或熟人，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北京没有要好的亲友。即使这样，在遇到挫折，调节自己情绪方面，57％的受访者还是选择个体消解的方式，比如自己哭、去外面散散心、唱歌等。

    因为职业特点，她们与外界基本比较隔离。比如，有38％的受访者表示她们从来没有跟上述提到的亲友聚过，其他受访者相聚的频率也比较低，多数是一个月一次。“孤独是她们最常有的一种状态。”沈东曙说，有一名学员一个月挣600元，400元钱花在电话卡上，而且基本都是往老家打的电话。

    富平学校成立4年了。沈东曙说，前3年学校主要工作是做业务培训，告诉学员们如何不出意外，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更早地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但是从去年开始，学校增加了一个项目：心理关怀。

    富平学校培养了6000多名左右毕业生，一半以上都留在城市。“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要留在城市的，就业只是她们到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如何让她们从心理上适应城市、接受城市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过程估计要花上3到5年的时间。”沈东曙说，但是社会提供的相关服务并不够，比如心理咨询，国内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特别少。

    从去年开始，富平学校自己着手进行心理关怀。学校为每60名到90名学生配备一个督导老师，解决学员们遇到的问题。但是由于个性原因，不是所有的学生有问题时都会联系督导老师。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是进城务工青年出身，他说：“现在大家都呼吁在硬件上给农民工帮助，比如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上学、降低暂住证费用等。我认为在精神上也要给他们帮助：城里人能不能对农村人多一些耐心和宽容，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