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
张大妈有一儿一女。儿子一年多前“下岗”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根本没有能力抚养老人。现在，张大妈只有指望女儿了。
女儿的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但每个月还是会主动给母亲塞点儿钱，或者干脆直接买些肉。赶上儿子回家，张大妈肯定要留他吃饭——日子再紧，当妈妈的说什么也不能不让儿子来吃饭。有时候张大妈心情不好，只能拿出老伴的相片发发牢骚。
2005年11月，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到张大妈家做过一次访谈，她这才知道，像自己这样无固定收入的城镇老年妇女被称为“遗属”。她还听说，大部分“遗属”的生活质量都比自己强不了多少。
张大妈平时只能吃些青菜，一个月最多拿出3元钱来买肉。可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之下，另一位“遗属”的生活更为窘迫——已经半年没吃过肉了。
在专家看来，老年女性群体中，城镇“遗属”尤其需要受到关注。据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中，12.4％老年男性的月平均收入低于全国城市低保标准（155元／月），而老年女性的这一比例是男性的3倍。
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的裴晓梅教授告诉记者，这些“家庭妇女”并不是一辈子只专注于相夫教子。“80％以上的人都有工作经验。”裴晓梅说，“在我们接触到的‘遗属’中，刘大妈的工作经验最丰富。她在工地当过小工，在八一湖捞过鱼草，还开过电梯，前后有20年工龄。”
刘大妈从1973年起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的“家属连”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批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体力好、劳动力价格又低，刘大妈所在的“家属连”就顺理成章地被工地领导“炒了鱿鱼”。
此后，刘大妈又换过几个工作单位，可每次都没能转成正式职工。就这样，工作了20年的她还是一直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这些没机会转正的妇女，往往承担着比体制内的正式职工更多的工作。她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出外工作赚钱。
很多老人抱怨说：“我们当年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工资只比正式工人少几角钱。可是现在，他们都有退休金，还年年涨，我们就啥都没有，还落下一身病。”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世纪70年代，男性的平均寿命比女性少1岁，到了90年代，男性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且，男女的寿命差距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000年，全国城镇60岁以上人口中，丧偶女性数量是丧偶男性的3倍。其中，“遗属”们的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
做子女的也有苦衷。
今年48岁的刘婷家里有个正在念大学的孩子，每年光学费一项，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即使这样，刘婷每月还是固定给母亲200元生活费。“我也知道，这点儿钱光是交水电费、煤气费、卫生费、有线电视费都不一定够。”她说，“在北京，抬抬屁股就得花钱，我们是有心无力啊。”
刘婷知道，就因为这每月200元钱，母亲的心理负担特别重。“她现在得病就忍着，谁要是一提上医院，她准急。”记者来到刘婷的母亲家时，老人刚要出门。她捶打着不太利索的左腿对记者说：“我现在不上医院，一上医院钱就少不了。我现在天天去北海锻炼，一天练两三回。”
除了依靠子女之外，现在也有不少“遗属”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城市低保，尽管连她们自己都认为“这是很丢人的”。
某位“遗属”的女儿悄悄告诉记者，她母亲第一次去居委会申请低保，居委会工作人员听不懂她的口音，老太太也不识字，折腾了半天也没把基本情况搞清楚。老人回家后连着几天都闷闷不乐：“我这也是硬着头皮去的，你说，谁好意思跟别人伸手要钱花啊？多丢人！”
“低保是一种临时性救济。”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解释说，“这个月能拿300元，下个月要是自己赚点儿钱，也许就领不到低保了。”
记者了解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按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计算的。采访张大妈时，一提到低保她就一个劲儿地念叨：“是我拖累了闺女！”她告诉记者，去年她也申请过低保，可是，和她同住的女儿每个月的工资800多元钱，俩人一平均就超过申请标准了。
刘大妈回忆说，老伴活着时，日子也挺苦的，但还不需要别人接济。自打老伴去世后，刘大妈就不得不靠低保和子女给的钱过日子了。她没事的时候就琢磨：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别人一样干活，老了怎么就没人管了呢？人家能拿1000元退休金，我们是临时工，少拿点儿还不行吗？
裴晓梅教授承认，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回答的。“我们应该承认‘遗属’们当年对社会的贡献。所以，无论退休金能有多少，只要能给她们，就是对她们价值的肯定——这能让老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靠别人的施舍。”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遗属”多是几十年前从外地随丈夫迁入城市的农村媳妇。因为不是本地户口，她们长期以来只能做“临时工”，迟迟无法转正。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徐勤主任告诉记者，我国的低保、抚恤金都是临时性的或一次性发放的，能提供的仅是暂时的帮助。正在研究论证的遗属保障制度，也只是针对全国城镇范围内的部分老年人，还不能把农村的8000万老年人考虑进去。
“更进一步说，事情的本质在于，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市场和政策上的认可。”裴晓梅说，“遗属保障制度如果能建立，将是第一次从制度上认可了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