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丁堡接受法庭听证时，威尔默特承认多利不是他培育的，他说他虽担任并非“微不足道”的指导工作，但使用的技术不是他开发的，该研究66％的成果要归功于提出构想的同事坎贝尔，整个试验的执行由另一名同事里奇完成，自己在研究报告上署名第一作者，是因为他和坎贝尔都同意这样做。（新华社伦敦3月8日电）

    我以为，虽同为欺世盗名、均属掠美钓誉，但从恶劣程度上看，威尔默特玩弄张冠李戴的把戏，远不及黄禹锡炮制子虚乌有的成果。不过，“多利”诞生标志着人类在无性繁殖哺乳动物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在这领域的发展进程上立起一座令全球无不为之激动的里程碑，就此而言，“多利羊之父”的倒掉相较韩国“首佳科学家”的毁灭，丑闻的“可读性”并不逊色。

    黄禹锡那面镜子，令我们对净化学术环境有过多维观照，那么站到威尔默特这面镜子前呢？

    对威尔默特的不义做法，最大功臣坎贝尔同意了，让出本属自己的权利，默默沦为一名打工仔，不管有无更多不为人知的交易，起码是自觉尊从或不得不屈从他的“指导”权之果。凑巧，威尔默特现形之际，反省我国学术领域问题成两会热点，和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颇有意味。至少我看到，在领导读博一路绿灯、论文买卖泛滥成灾、造假做伪层出不穷、学霸横行理直气壮、腐败利益共同体竟然公行等背后，分明有权力开道如影相随。

    关于权力“强奸”学术，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许志琴女士谈到如此典型：有的科研单位的领导对科技都不懂，却常常挂名当科技评审会主任，评审一次要收几千元钱，有的一年要收20多万元好处费。与此同时，不少科技工作者成为某些行政管理领导的打工仔，为了要项目，不得不走后门，拉关系。一些所谓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就是这样评审出的。

    科研单位领导当科技评审会主任，与威尔默特当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主管者手握的权力，有着逼人的威风威仪。区别在于，威尔默特毕竟是一名地道的生物学家、对多利降生也起了并非“微不足道”的作用，较之毫不懂行一手捞钱、一手载誉的官员，还不算太恶劣。

    相比之下，像威尔默特那样占有他人成果的现象，在学术机构行政化色彩浓厚、一言九鼎的行政官员“赢家通吃”的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不仅存在，而且会成为无人敢撼、撼也难撼动的潜规则。

    现实中，领导在下属的论文、专著上署名，不过是小菜一碟。领导要想拿奖、评职称、做博导、主持项目……手揽各种学术利益实惠，头罩各式学术荣誉光环，也不存在多少麻烦，下属、公众有几人敢挡、谁又挡得住？

    事实上，大多数学术舞弊、腐败无人揭露，即使揭露也鲜有指名道姓而几乎“某”掉、“有些”化，即使个别指名道姓的揭露也多走向大事化小。

    在我们的学术界，威尔默特式弄虚作假顶多被视为学术不端，属于小问题——在我看来，如此生态正是我国学术领域的大问题。怎么办？个人自律终不可靠，治体制病必须拿体制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