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予少取，是中央求解三农问题的方针。然而，两个数据却证明，农村尚存不少“多取少予”的现实：一、每年失地农民数量超过100万人；二、征收土地的收益分配，农民仅获5％~10％。因此，有省市先行改革征地制度，有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但是，人们依然对此感到疑惑：一是政府的征地制度能否一以贯之不偏不倚；二是另立新法有无必要。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如何才能在“取”的同时，也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变“少”。

    就土地而言，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合同”的契约。那么，政府和公民任何一方若违约则须承担责任。因征地而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权利人有理由、有权利得到应有的补偿；而作为政府一方，给予农民的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从根本上说也是政府在履行自身的契约。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认为，导致现阶段失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的原因，主要是征地程序没有合法化、安置补偿金发放缺少法律保障、补偿费用偏低。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契约精神的缺失。

    所以，在征地过程中，如何强化政府的契约精神就成为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一个重要前提。政府缺乏对“规则”应有的尊重，农民又缺少对“规则”的发言权，因政府行政行为的失位、越位、错位而导致农民权益受损就成为必然。

    行政法律中，崇尚的是公平、公正、平等、自愿、协商、信赖等理念。这一切都根源于契约意识。市场经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政府还权于市场主体，政府通过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公民的“契约”来约束自己，主要是管一些市场、社会做不了的事情。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政府，必然能有效杜绝政府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什么也管不好的现象，而把自身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妥善解决好。

    征地补偿须与契约精神同在。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需要政府切实遵守契约精神所蕴含的自由交往、利益本位、权责对等的理念，保证行使权力的程序合法、透明、理性。征地过程中，相关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建构都需要着眼于此。当务之急，是通过预设一种严格的、透明的行政程序，让政府、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多方参与，推动政府决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