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徐霞客”专题研究中，曾考证徐霞客生于明朝末叶，其时生产力已有较高发展。作为时代精神特征之一，中国知识界也更加注意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的重要性。有一批像徐霞客一样的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以至对生产技术的总结和传布。如李时珍经过野外采集、鉴定，著有《本草纲目》；宋应星更是从生产实践经验出发，著有生产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等。

    徐霞客、李时珍、宋应星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传统“文人”工作方式与价值的转向。在地理学领域内，徐霞客的成就最直接、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羁绊，向着探索大自然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他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对于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于全球范围来说也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比起欧洲人所做的同一性质的广泛调查，早了一个多世纪。

    只可惜，徐霞客等人的行为方式并未构成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异类，也没有被统治阶层利用，上升为国家行为。而后，随之而来的改朝换代，连年战乱，最终又使得中国社会错失了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般的发展模式。

    上一世纪，还有一位徐霞客。胡适之先生作《丁文江传》时曾把丁文江誉为“我们时代的徐霞客”。丁文江不畏艰险，实证考察，提倡科学研究、建设中国地质学方面均与徐霞客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傅斯年先生于1936年，也就是丁文江先生去世的那一年，著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称：用充分的知识，忠勤地为国家服务，丝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实爱国者的定义，也便是在君（丁文江，字在君）的行事。

    《字林西报》社论以《一个真实的爱国者》为标题，在傅先生看来也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名称同样可以用在徐霞客身上。

    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文江编《徐霞客年谱》，对徐霞客的行为进行了准确的解读：

    “先生（徐霞客）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

    在这里，丁文江先生既看到了徐霞客遐游的实质，又以历史的视界，比照出此种“求知”精神在当时的际遇，用心的读者不难在这里读出丁先生的遗憾痛心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