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逝去已百年，今天，人们仍在以各自的方式怀念他。眼下，挪威正举全国之力在全球举办“易卜生年”纪念活动。在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和他的戏剧工作室也将排演两部话剧纪念前辈，《娜拉的儿女们》是其中之一。

    但林兆华强调，“《娜拉的儿女们》和大家熟知的《玩偶之家》及娜拉已经没什么关系。”《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孩子们还很小，而在本剧中，他们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以自己的视角去回忆母亲出走那天的情形。

    之所以选择这部戏，而非国人熟知的《玩偶之家》，林兆华说，“就是要让观众认识到一个真实的易卜生和他的作品。”“因为，今天的观众不可能在看到带着假发套的演员宣扬反抗腐朽的家庭和社会时，还能产生和上世纪20年代的观众一样强烈的感受。”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成员张辉说。

    通过《玩偶之家》，多数人知道的只是娜拉为追求自由和解放离家出走，“但是我们对娜拉出走之前的事情知道多少，对娜拉其他的性格特征又知道多少？娜拉更多的被当成一种符号而存在。而这部新剧，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出走’。”张辉说。

    尽管易卜生“来”到中国已经100年，但其实，他的真正知音却寥寥，更多的是误读。

    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明显的社会改良目的把易卜生带到中国，鲁迅曾说：“何以大家偏要选出易卜生来呢？……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易卜生在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革命的”、“政治的”社会批判者角色，这种含义远远超过了他本身戏剧家的意义。他的所谓“社会问题剧”在上世纪“五四”时期被当作社会改良和民主运动的利器与号角，为中国的文学革命做了开路先锋。

    1914年“春柳社”第一次在中国排演《玩偶之家》。此后，这部被视为向封建家庭开炮的话剧在当时频频上演。193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小学教师扮演了娜拉，国民党教育部以“有伤风化”为由下令不准任何学校聘请她任教，这就是后来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曾执导《霓虹灯下的哨兵》、《闪闪的红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的王苹。此类事情，固化了易卜生作为社会批判者在我们头脑中的印象，由此便不难理解一个被刻板化了的易卜生为什么会在当代被大家逐渐淡忘。“大家知道女权的娜拉，知道批判者的易卜生，却不知他在身后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诗文，不知他还是一位画家，为我们贡献了136幅画。”清华美术学院讲师孙萌说。

    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用对错评判历史的选择，毕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这种做法对于扩大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地对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形象作了误构。

    尽管已有研究者认识到了还原易卜生原貌的重要性，但对于改变长久形成的认识来说仍然显得力量薄弱。“同时，由于文化多元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话剧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街头剧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追忆。这都使得曾经一度改变过一些人命运的易卜生在今天变成一种模糊的痕迹。”中国社科院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说。

    百年之前，易卜生曾说：“我的主要目的一向是描写人，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支配下的情绪和他们的命运。”对于当时不理解他剧作的人们，易卜生发出了充满自信的回应“我是为未来的读者和观众写作”。

    百年后的今天，希望作为“未来读者”的我们，不会让大师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