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则认为，择校行为并非家长们的诉求，从根本上说，是“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巨大差距“倒逼”出来的。

    杨东平介绍，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思路是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通过层层选拔尖子，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培养和输送人才。

    改革开放以后，基础教育阶段延续了这种通过竞争、筛选、淘汰，以培养少数“尖子”为目标的精英路线。各级政府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教育经费、生源、师资等各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最终形成了等级化的公立学校，人为地制造少数名牌学校和大量薄弱学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近日完成了《海淀区教育均衡化调查》。调查显示，即使是在教育最为发达的北京市海淀区，也存在公立学校教育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在城镇，有18．2％的初中、50％的高中和27％的完全中学属于薄弱校。在各学校认为“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学校间教育条件不一、差距过大”排在第一。

    去年11月，记者走访北京市一些中学时发现，由于缺乏运动场地，学生在马路上跑步或上体育课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学校中唯有一所名校的场地问题得到了解决，该校所在区政府去年拿出3亿元用于学校周边居民搬迁以及运动场地兴建。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位学生家长说，自己并不奢求每所中学都办成四中那样的名校，但底线是孩子在普通中学念书也有考入重点高中的可能性。

    杨东平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90％以上的学生将升入高中，因此初中教育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学生未来的教育，家长必然会考虑义务教育的公平问题。

    在近日提请审议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中提出这样一条规定：各级政府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不得以任何名义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

    杨东平指出，这是首次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政府将不再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公立学校之间的差距。

    但是，要想短期内缩小义务教育阶段重点与非重点的巨大差距，让家长们觉得“学校无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杨东平认为并不乐观。

    事实上，早在1997年，原国家教委就在《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提出：义务教育阶段不设重点校、重点班、快慢班，除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教改试（实）验班外，一般不设立试（实）验班。

    不过，没有了重点小学或是重点初中的提法，并不意味着重点学校制度就此结束。“在北京，谁都知道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是好学校。”一位家长说。

    杨东平认为，这一方面是重点学校的巨无霸地位已经形成，短期内要求薄弱校与之缩小差距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原有的重点中学找到了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实验学校、假民办等新的变种。

    在杨东平看来，如今的重点学校功能有三：一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往往是学校领导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二是教育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点学校的教学资源往往被当地强势阶层子女享用；三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利益。

    杨东平认为，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仍会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向重点学校倾斜。“消除重点学校制度靠的是政府行为，否则即使写入了义务教育法，最后也可能沦为一纸空文。”杨东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