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网络的出现，造成了信息传播的深刻变革。20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要想搜集某一方的信息，是一件很费力的事。到图书馆里，查到卡片，不一定能找到相关的书报杂志；找到相关的书报杂志，不一定能找到有用的信息。现在，只要会使用搜索引擎，很多信息都可以迅速在网上查到。虽然不免鱼龙混杂，但搜集信息变得非常容易，现成的知识可以在瞬间从网上获得。这对教师是一个挑战：你可以从网络上获取现成知识，学生又何尝不能呢？如果仅仅是获取现成的知识，年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在一般教师之上。

    梁：现在，传播知识、获取知识和保存知识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如果只会向学生照本宣科，他有没有为人师表的资格就成了疑问。网络使获取一般知识变得简单了。现成的书本知识，学生不依赖老师也可以得到。那么，为人师表的资格在哪里呢？我觉得，已经从知识转向视野、方法、经验、思想、人格等方面。

    毕：最重要的是思想和人格。大学教师的魅力不在于传播现成的知识，而在于思想的创见和独特的风格。特别是从事社会人文学科的教师，缺乏思想的活力，没有关怀社会进步的热情，很难受到学生的欢迎。

    梁：网络优势很多，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会伤到自己。获取知识便捷了，抄袭和拼凑也方便了。现在一些大学生从做作业，到撰写毕业论文，过度依赖网络，甚至靠网上现成的东西投机取巧，猎取学分和文凭。风气所及，已经影响到大雅之堂上的学术出版物。前段时间的一件学术丑闻，最初就与一篇如此产生的硕士论文相关。

    毕：在网络时代，教师工作的意义主要在道德建设、精神追求和创新思维。我甚至想呼吁需要重现新的师徒传授模式。师徒相授才会得到学术的真谛，现在这种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很难产生高级人才。流水线式的下线博士，能不能承担好教书育人的责任？特别是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与年龄、阅历、社会经验的关系太大了。一些博士有学历，无阅历；有著作，无创见；有知识，无魅力。

    梁：前些时候，我到南方开会，见到一位上海学者，你也认识他。他的太老师是中国现代一流学者，既是学科的奠基人，又是学派的开创者。他的老师也是现代一流学者，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本人是当今一流学者，在专业领域国内领先，国际承认，而且有公共关怀。如今他到了花甲之年。那天我问他，你培养的博士生也有好几十个了，有没有特别满意的传人？他说，目前还没有。因为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学问，二是人品，三是活动能力。有的博士学问人品尚好，但活动能力不行。有的博士学问能力都行，但过于自私。三者都具备，还没有一个。

    毕：这和社会风气有关，不完全是教育本身的问题。

    梁：现代学科制度完善以后，高校教师的来源越来越强调学历的刚性标准。这有其合理性。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果不能从其他社会渠道吸收人才，完全依靠博士补充大学师资，可能会有问题。从制度建设上说，大学老师的来源不能像现在这样单一和僵化，要广开“才”源。

    毕：教师的增长方式出现了僵硬的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唯学历、唯职称现象。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本很受读者欢迎的新著，名叫《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万册投放市场一个星期就脱销了，出版社已经二次印刷。作者张宏杰是建设银行葫芦岛市分行的客户经理，今年33岁，已经出版了4本著作。他很想到大学教书，辽宁某大学文学院也很想要他。但他只读到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达不到校方规定的学历门槛。文学院做不了主，只好动员他先读博士，曲线进入。其实，几年前史学家戴逸就看中了他的才华，想收他读博士，做关门弟子，但他发愁，现在考博士，外语成绩有刚性标准。放下正得心应手的研究，去攻外语，实在不值得。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抛开学历，直接考察他的学术成果够不够教书的水平呢？蔡元培当年不是这样把梁漱溟请上北大讲台的吗？

    梁：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大学吸收师资曾经很灵活。当时百废待兴，在短时间内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补充了不少新力量。曲阜师范学院，直接到监狱里挑选遭遇冤假错案的知识分子来教书。那时虽然没有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反而比现在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