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109名教授公开信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学术自治。

    据我所知，西方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有一个3A原则，就是“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大学自治，就包括学术自治。

    在当下中国，大学缺少学术自治权，突出表现在大学与外部关系没有理顺。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几年前北大遭遇过的一个诉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一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进行审核和评定，最终以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作出不授予该博士生学位的决定，学校也据此不颁发博士生毕业证书，而只发给博士结业证书。按说，北大有这个自治权力。一篇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当属学术认定和学术裁量问题，应由高校自主决定。可当该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竟判决北大向这名学生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若非重审发现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起诉，北大还将被迫否定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和决定，发给该博士生毕业证书。

    透过这一个案，公众看到的是，外部企图通过司法力量来更改学术判断。我以为，这不仅妨碍了高校自主权，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不尊重。由此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联想到近几年不断发生的法院介入高校教师剽窃的判定，介入学生考试作弊被开除的案件，让不少高校陷于尴尬境地，学术权威遭到冲击的现象，由此带来“本校保护主义”———既然我没有自主权，没有办法来遏制学术腐败，也无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学术腐败责任，出了学术腐败问题，何不睁只眼闭只眼装个好人，把“维护”学校的名声看得更重！通过法律确立高校自治权，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许多大学有可借鉴之处：在理顺外部关系上，有以法人实体名义向立法机关备案的大学章程，以此为学校的基本法。这样的基本法的价值，就在于确立大学的自治权，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办学自主权上，理顺外部关系，保证学校拥有维护学术纪律的权威，有能力排除外部非学术力量的干扰和侵害。二是促使理顺内部关系，在赋予高校自治权的基础上，让学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致力于内部制度的建设，使学校规章制度与宏观教育制度达到一致。在鼓励科研创新和学术独创的同时，让教师们在学术自由中自我约束，令一心向学、潜心学术在学校蔚然成风。显然，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存在差距。

    当然，大学学术自治是权责对应的。它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授公开信中提出的建议，成立全国和地区的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通过法律，赋予这个仲裁委员会以裁定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的权力，学校的学术纷争首先必须提交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裁决，司法部门不轻率越位干预。二是司法救济，即通过法律，明确司法机关在什么情况下（比如对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上的不合法）可以介入，以对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进行监督和制约。三是从法律上赋予当事人申诉的权利，当事人认为学校滥用了自治权，或不服本地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时，有权向上一级学术纪律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我以为，这三个方面不可或缺。

    遏制学术腐败，事关国家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整个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大学自治，期待法律的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