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纳闷，虽然消费税调整的意旨很显现，是用经济手段来抑制奢侈的“消费病”，以促进环保、节约，调整社会分配，构建社会和谐。但是，消费税毕竟只具有“调节消费结构”的功能，我们在调动这种功能的过程中，每挪一步都离不开对社会消费的法治环境的全盘考量。如果在一项“功能调节”的新政出来时，影响到法治公平，其负面作用是存在的。

    暂且抛开消费新政与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中部分内涵的纠葛不谈，单是消费税从胎动到诞生的方式，就让人质疑。按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第5条和第46条规定，行政机关出台这样的政策，显然有跨越“障碍”的痕迹。因为“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印象中，12年来，消费税要调整的权威信息传入我们耳中最多也不过几个月，公众并没有得到有关消费税新政的详细信息。新政是否闭门造车，与现行税法有无抵触，需要什么样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与之配套，为何要征消费税，其税目如何确定，等等，这里面每一个信息都与百姓生活攸关，咋就不问计于民、听证于民呢？

    其实，有收税大权者冷冰冰抛出一个消费税新政并不为怪，因为这样的行政景况已不鲜见。不过，让人不解的是，真正需要行政惠及的广大民众，却一次次在这样的“新政”面前失语。我们不安地看到，对改革者自身有利的政策，说改就改，“一夜飞渡”；而系牵民众的生活难题，却一拖再拖。

    高消费多交税，这本合理，但真正的高消费者是谁？就拿豪车消费来说，“大排量”多是公车，这从全国一年公车私用费达3000亿元便可窥其里。很有必要反思改革是不是脱离了“平民精神”，是不是应更多地倾听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