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外一个大收藏家来北京买照片，大伙儿都好久没“开张”了，全指望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对付三年两载的生活费。于是又是张罗场地又是装裱作品，有人还找出了衬衫领带，全部收拾利索了，就等买家光临。

    这时，闲人刘禹穿着大汗衫来了。他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窝在租住的郊区破屋子里看书。他腋下夹了几张照片，踱着一贯的慢悠悠的步子晃到展厅，说拍了几张，也来凑个热闹。

    有人瞅了一眼，嘿，那也敢叫“摄影作品”，人像模模糊糊的，一看就是焦点没对准。再一问，还是用傻瓜机拍的。大伙儿乐了，说墙上都挂满了，没地儿了，要不，你挂厕所边上。刘禹便认认真真把照片钉在了厕所门边。

    大买家到了，把四周装裱精美的照片看个够，也没吭声。倒是等他上完厕所出来，看到刘禹那几张连毛边都没裁掉的照片，停住了，并立刻决定购买。一场吊足了期待的展览盛会，以刘禹一个人的胜利告终，其他人一件作品也没卖掉。

    很多人至今忿忿地把刘禹那次的经历比作“狗屎运”，但在一次严肃的采访中，刘禹还是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次“偶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缜密研究的。

    他从储藏室里找出留底的两张照片，上面早就积满灰尘。一张看似普通的街景：一辆疾驶的汽车上，一个人在呕吐，背景依稀是一片已竣工的高楼和在建的建筑工地。“我特意找朋友借的红色汽车，买了牛奶、面包当呕吐物，吐多吐少都不好看，拍了好久才弄出这个感觉。”据说，当时有人志愿充当模特，因为嘴小，还落选了。

    另一张黑白照片似乎更为寻常：一个女子在写字楼等电梯，只是一个背影，身材也不曼妙。但一眼望去，总觉得画面很是奇怪。原来，刘禹把电梯上行、下行两个箭头，都涂上了红色，而现实中，一个等电梯的人，除非误操作，否则绝不会同时按两个键。

    刘禹对这组照片的解释是，“速度产生眩晕”。很多人搞不清楚，刘禹也不在乎，这是他和买家的默契。很久以后，刘禹才逐渐透出风来，他当时确切地知道国际收藏界的风向和喜好，那几张照片几乎就是为收藏家“定制”的。

    刘禹是怎么知道的？惟一的解释只有书。他所有的体验几乎都来自书。

    在地下艺术家聚居的圈子里，刘禹是出名的“闲人”。他足不出户，书不离手，有外地新迁来的朋友，都要来向他请教在北京的生存艺术。屡屡有人因为采纳了他的意见而迅速改变了生活窘境，但“大师”本人似乎并不急于改变自己的困顿。据说在一段日子里，他家的开销全凭太太的工作。

    按照“江湖传言”，刘禹是读尽天下藏书的。一次，一个朋友说起一本想买而找不到的图书，刘禹断然说，三联书店有卖。两人同去，朋友请店员用电脑查询而不得，刘禹一人下楼去，一会儿就举着书上楼来——原来，电脑输入时把书名写错了，所以数据库里找不到。

    还有一次，一个学外语的朋友念了一本英文老书的开头，刘禹立刻说出这本书是哪年哪个出版社的版本，并滔滔不绝地讲出其他版本的不同来，朋友都听傻了，要知道，刘禹并非外语专业出身。

    最近几年，刘禹迷上了电影，有时会连着看上好几天。他超强的记忆在这里又充分显现出来，假如你给他一个关键词，他立刻能报出和主题相关的十几部乃至几十部电影的名字。眼看下一代要出世，刘禹不得不找点儿收入。他给一个电视栏目写影评，居然博得满堂彩。

    刘禹是一个相当难采访的家伙。他总能把你所提的闭合式问题一一化解，最后轻描淡写地落到别人身上，而对自己丝毫不提。我们闲谈了两小时后，他把一条腿舒服地盘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头往后仰，笑眯眯地说：“我打赌，你采访我的稿子写不出来，我太不好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