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病因

    调研组的证据是，近几年来，在首都教育的发展与规划过程中，至少从媒体上看，要求北京普及12年教育的呼声很高。而在学校和社会看来，所谓的“普及”是指普及普通高中，与高等教育“普及”中的偏向学术型大学一致。在这种社会舆论导向之下，政府的投入明显地倾斜向普通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北京若干高中名校、示范校的建设，则更是动辄数千万元数亿元地投入。

    郭培源表示，这种对普通教育的投入倾斜，由于正反馈效应，更加抬高了学校和社会的世俗眼光，于是，“职业教育逐渐被边缘化和受到严重挤压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样的强势引导场里，民众也必然被吸引和推挤到追求学术型升学教育的独木桥上。这样一来，一方面是被激发出来的愈演愈烈的中考竞争、高考竞争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矛盾日趋难以协调，有时管理部门想举板子却不知落到何处；另一方面，则是升学竞争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幼儿园。正因为如此，“传统思维影响、舆论导向偏差”被调研组列为第一“病因”。

    长期的浸润和熏陶，让人们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优质教育资源”就是普通教育。在教育资源仍相对短缺和民众盲目追求享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心态驱使下，职业教育自然被视为“等而下之”的无奈选择。

    更多问题

    调研组发现，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应该是多元化的和有结构比例的，本应该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职业教育，却被视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负担；而片面追求高学历和学术型人才的偏见，也必然造成社会人力资源出现严重的结构性短缺或过剩。

    “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还会带来诸多的矛盾和不适应，不利于人才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各尽其用，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郭培源认为，从整体上看，现有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存在着明显的不科学和不成熟的问题，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及时的调整，否则，必然是路越走越窄。

    在调研中，调研组发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与机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教育发展变成了偏向普通教育的“一边倒”的发展。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日趋狭窄，再加上用对普通教育评价的标准审视职业教育，则必然把职业教育逼进死胡同；其次，泾渭分明的教育“双轨制”提倡了多年，也始终未能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出口和拓展途径；第三，本应与经济及社会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在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教育部门、财政部门、产业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人事部门等）中得不到多方面的帮助，反而遇到体制性障碍与掣肘，一般的职业学校分别要归属教育、劳动、总工会、人事等10多个主管部门管理，致使专业重复设置、资源统筹难、设备闲置或老化、有限的资源得不到综合利用，形不成合力和优势；第四，本应与对应企业和技术部门共同打造的职业教育（如德国的“双元制”），缺少各自责权的规定和要求，致使职业技术学校孤军奋战、孤掌难鸣；第五，在职业技术人才社会价值和地位待遇等问题上，缺少合理的舆论引导和明确的政策法律支持，其结果必然会使职业教育的需求萎缩，造成结构性人才紧张；第六，在社会、经济和职业教育管理和统计信息中，缺少相关的联系和监测指标，因而，有关的问题和危机难以及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也难以进行及时的调整和改善。

    因病施药

    “职业教育走到今天，似乎处处问题处处疼。”郭培源在调查结束后显得有些不乐观。不过，他和民进课题组还是针对“病因”开出了自己的六字“药方”：规划、改革、待遇。

    在报告中，调研组写道，“将职业教育的发展纳入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而不是仅仅放在教育发展的规划之中，是扭转当前局面的当务之急”。他们希望北京市委学习中央财政，明确规定“十一五”期间给首都职业教育的专项投入，甚至应该考虑设立专项的职业教育发展基金，以管好、用好政府财政对职教的专项拨款。

    “规划”里含有的另一味“药”是，针对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加强预测和规划工作，其中特别应该注意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正视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现的危机，抓住机遇，将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为首都乃至中国人力资源战略的一个核心和关键的部分。为此，他们建议，“北京要把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既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重心，又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

    对于他们所说的“改革”，郭培源解释说，第一要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首都职业教育能因地制宜地发展，包括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职教教师的待遇、明确对企业和相关技术部门参与和扶持职业教育的要求（利用收税方面的优惠予以激励，促使其为职业教育提供场地、经费、管理、教育者）等等；第二是深化课程改革，在全国率先将中小学的“劳动技术课”改为“职业技术课”，使民众亲近职业及其相关的教育，将“职业素质”作为北京民众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推进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和多元化；同时，着手探索和改革教育体制，把如今的职教与普教的学校分流模式转变为课程分流模式，在职业高等教育中加入相关的硕士、博士层次的培养内容，甚至授予相应学位。

    不过，在郭培源看来，不管是“规划”还是“改革”，成不成功最后还是看这个领域的人们能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待遇”。“规划也好，改革也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让这个领域拥有更多的资源，从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群体加入进来，用以改变当前的艰难局面和危险趋势。如果在职校上课的老师仍然得不到体面的生活，如果职业的毕业生出校就意味着失业，那什么灵丹妙药也解决不了缺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