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理性是一个非常难以准确界定的词语，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无法准确划出一个泾渭分明的界线。但这并不妨碍把理性作为人的特征的一种标度。正是由于理性的这个特点，它成了许多人论辩策略的理论魔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抛开哲学层面的意义不谈，笔者这里借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定义与分类方法来谈论这个话题。按韦伯的观点，理性包含三种意蕴：1．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指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2．形而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即人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的态度。3．实际的理性主义，即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

    对照这个分类，张维迎教授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所说：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笔者认为难以成立，试问，中国的广大公众哪一个不是通过仔细计算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哪一个又不是通过自己的遭遇，来表明自己对身处世界的态度？哪一个不是系统审慎地考量自己的未来？之所以出现关于经济改革的热烈争论，是因为原有的改革范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如果仍按这个范式改革下去，公众的利益受损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有效更正，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分化的加剧，并很可能造成对改革认同的断裂。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有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证明吗？当大多数人都对原有的改革范式不认同时，对此提出不同的观点，怎么就成了非理性的情绪化发泄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很理性考量的结果吗？如此看来，张教授的判据就是顺我者，理性；不顺我者，情绪化。

    至于张教授提出的：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笔者认为这是一张典型的空头支票，把蛋糕做大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在这种改革范式下的分配制度，如何能够保证多赢局面的出现？在这一点上，笔者更同意韦伯的观点：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当然，理念为我们划定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只有在能够有保证地获得公平的利益的前提下，理念才能成为一种共识。

    在笔者看来，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张教授的立论是理性的，而公众的争论同样也是理性的体现。那么，张教授为什么还要坚持说：这些有益的争论是情绪化的发泄呢？这又涉及一个复杂的问题，即知识与权力共生的问题。张教授作为知识精英，无形中就具有了确定评判标准的权力，而公众则没有这种权力。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域的社会，整个社会被两种脱域机制控制：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而精英无疑具有这两种功能，这样精英们就可以合法地替公众安排政策、预告风险。问题是谁来监督精英？谁来为失误买单？难道理性真的成了精英们可以肆意玩弄的理论魔术？

    如果有人一定要说这种争论是非理性的，那么在上述意义上，笔者愿意接受这个封号。套用一位诗人的话说：理性、理性，你怎么可以这样，高过我年轻的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