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小说家乔伊斯曾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这样表达自己对知识分子精神的理解：“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知识分子的自由、内省精神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质的体现，它排除本能和环境的束缚，从而使人智慧、刚强而高贵。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抗拒与独立的品质，正是这种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质，使得他们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诉求而采取行动，哪怕头顶晃动着随时可能落下的巨斧利剑。

    正是凭借着对这一精神的信仰，左拉在德雷福斯案发生后写下了《我控诉》的檄文，萨义德批判性地投身巴勒斯坦政治生活，托马斯·曼敢于指责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集体责任”，索尔仁尼琴长期流亡国外也不放弃俄罗斯传统文学所具有的深厚的道义力量。

    李文娟就是这么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面对自己所在的鞍山市国税局存在的一些违反国家税收法规的行为，痛心疾首地挺身而出，向上级部门反映实际情况。为了证明自己所掌握材料的真实性，她又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全然不顾由此可能给自己造成的灾难。李文娟默默地承受着领导的嫉恨、同事的排斥，没有任何动摇；而在举报无果、自己屡遭排斥，甚至身陷囹圄亦不改自己揭示问题、挽回国家损失的初衷。李文娟遵从知识和道德的指令，面对现实拒绝沉默和同流合污，而是在知识分子精神的感召下，做出了令人敬佩的正义行动。

    李文娟的举报不是因为对生活的不满，而是出于对下岗工人贫穷和单位动辄人为调节增值税几千万反差的思考。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责任感，她觉得自己必须得管，如果不管则连自己的心都“忍受不了”。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的局部环境存在的问题都有或清晰或模糊的体认，可当道义与现实利益较量之时，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甚至是认同迎合，不愿承担一名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思考和批判职能。与这位柔弱的女性相比，我们许多博学多才麻木不仁的读书人应该感到羞愧。面对李文娟，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一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