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范泉水认为，自然界中的重大疫病具有突发性、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要是在战争中出现，对战斗力的摧毁和损伤，从生理和心理层面上讲，都比“钢铁武器”要大。“说它是军队战斗力的大杀手，一点儿不过分。”

    那么，如何防止疫病和重大疾病的打击，确保部队作战能力不因非战斗因素降低？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与传染病的流行是一种什么关系？该如何看待传染病引起的士兵的恐慌情绪？生物武器的出现与传染病在战时的流行有怎样的联系？就这些问题，军事周刊记者对范泉水进行了专访。

    问：范博士，很多人都认为枪炮、导弹这些武器非常可怕，会在战时威胁人的生命安全。而您却认为，各种重大的疫病对战斗力的打击要超过这些“钢铁武器”。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答：“钢铁武器”在战时确实会削弱敌方的战斗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各种重大疫病对战斗力的重要影响。

    军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生活高度集中、互相接触密切的战斗集团。战时部队流动性大，接触面广，兵员补充频繁，卫生制度难以维持，加上敌军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更易发生传染病流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疾病减员常常数倍于战伤减员，传染病引发的军人死亡数常常超过战斗死亡数。在战争中如果不重视后勤保障，疾病这个大杀手就会冲将出来，极大地威胁军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从而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

    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伊姆法尔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印度东北部对英军实施的一次进攻性战役。当时日军沿袭了重作战、轻后勤的做法，将部队配属的野战医院及野战卫生队等大幅度裁减，仅带上简易医疗设备和少量常用药出发作战。

    由于该地区流行疟疾、痢疾、伤寒、霍乱、疥疮等传染病，日军士兵的蚊帐只能罩住上半身，根本起不到防蚊作用。结果，士兵中大量出现疟疾、痢疾、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战斗力锐减，致使“猛将”牟田口无法按原计划进行作战。将近10万人的军队，经过这场战役，只剩下万余名骨瘦如柴的官兵。

    问：有一种说法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几个重要渠道之一，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我同意这种说法，这可以从战争发生地老百姓和参战部队两方面来分析。

    由于生活高度集中、互相接触密切，平时在部队中就存在一些潜在传染源。而远距离的征战又容易造成传染源的扩散，首次接触到传染源的当地军民肌体毫无免疫力，会造成部队所到地区暴发流行某种新型传染病。

    而对于参战部队来讲，环境恶劣、过度疲劳再加上缺乏热饭、洁净水和常备的均衡食物，从而削弱了士兵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所以，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士兵也容易患上各种传染病。以上原因都是造成传染病在战争时期大规模流行的重要原因。

    问：您能否以一场战争为例，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导致疾病容易在军营中大规模流行？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个人卫生、战场环境和单兵体质这三个方面来解释。

    个人卫生非常重要。在苏阿战争中，尽管苏军在基地军营里挖了一些战地临时厕所，但是士兵却习惯于在靠近居所或就近大小便，且便后常不洗手。在战场上士兵很少有洗浴的机会，且缺少换洗的衣物。阿富汗的水含菌量较高，但由于后勤补给的原因，尽管受到了警告，但士兵仍经常喝未处理过的水，而这些水中携带有斑疹、伤寒和阿米巴痢疾等病菌。

    同时，战场的特殊环境也是导致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重要原因。战场上，老鼠、虱子、蚊子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诱发传染性疾病。在苏阿战争中，苏军营地的垃圾箱与营房混在一起，配给罐头与垃圾长期堆积在一起，特别是对于垃圾箱和污浊的水池不能进行很好的净化。所有这些，都为蚊子、幼虫的滋生和老鼠的肆虐提供了场所。

    另外，士兵的体质也决定了他们患上传染病的几率较高。以苏阿战争为例，多数士兵在到阿富汗以前都在军校接受过为期6个月的强化训练，目的在于使士兵的体质得到锤炼。但是，苏军明显对阿富汗战场的残酷性缺乏正确估价，以至于士兵的体能训练没能达到实战要求。士兵长期处于超负荷载重之中，从而削弱了士兵们对疾病的抵抗力。

    问：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疾病不仅侵害人的身体，更会造成战士精神上的恐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危害会对战斗力造成极大的影响。您觉得这种恐慌对士兵会有哪些影响？而对于战争的胜负又有多大的影响？

    答：恐慌心理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如果人们对造成恐惧的原因非常了解，恐慌心理会促使人们最快选择合理的应对方式。但如果人们只是盲目恐慌，则往往会得到不好的结果。

    产生恐慌心理是正常的，但这种心理若长时间保持下去，对身体是不利的。人的情绪长期紧张，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更容易受到感染。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中，过度的恐慌更易导致士兵被疾病感染，从而加速疾病的扩散。这样的状况如果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控制，就会造成部队的战斗力下降，最终可能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问：人类发明“生物武器”是不是受到了传染病可以大规模摧毁战斗力这个事实的启发？

    答：从战争史上生物武器的出现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在历次战争中传染病所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常超过战斗减员，传染病对军事行动的减员超过直接战争造成的伤亡，这些使一些人产生了企图人为制造传染病的流行征服对方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思想与行为。

    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的主要研制国家是德国。使用的战剂限于少数细菌，当时的生产规模小，施放方法简单，主要由特务潜入对方占领地，用装在小瓶中的培养物污染水源、食物或动物饲料。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武器的研制国增多了，主要有日本、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其特点是战剂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主要施放方式是用飞机施放带菌媒介物。

    问：您怎样评价“生物武器”以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

    答：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称，它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杀伤范围大，作用持续时间长，且难防难治。另外，生物武器的制造技术要求不高，造价低廉，容易获得。并且生物武器难以诊检，隐蔽性好。因此，生物武器被大量地运用于战争。

    但是生物武器也有其局限性。其施放效果易受自然因素及社会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生物武器的反噬能力与不可控程度，是常规武器完全不可比拟的。

    病菌和病毒无国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诞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战争贩子希望把战争中的谋杀变得更“人道”一些，而是谁也没有信心在使用这种武器时能做到不引火烧身。引发大规模生物战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场不分疆域和立场的人类大灭绝。因此，生物武器虽然是杀人利器，实际上却并不是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