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顾颉刚、洪业的弟子，梁思成、林徽因的密友。“三北防护林带”、黑河治理及北京城海淀区规划及中轴线起点后门桥修复等大手笔，都凝结着侯仁之的智慧。

    生于1911年的侯仁之，祖籍山东，1932年以四年免费奖学金的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四年后，他以刚刚发生不久的长江中下游水灾为考察对象的论文毕业。

    侯仁之青壮年时期生逢战乱，一生经历坎坷。在燕京大学期间因协助赴解放区和大后方参加抗日的学生而流寓天津，后在津遭日本宪兵监禁。在津取保开释期间，侯仁之完成了天津历史地理的研究并形成专著。

    其后他远赴英伦留学，其博士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甚获好评。新中国成立后回国任教。此间，他提出将当时的海淀镇建为科教文化区并予以论证。他还是新中国提出专门设置“中国历史地理”科目的第一人。在“文革”期间却惨遭迫害。

    “文革”前，他就屡次考察大西北，探询沙尘暴肆虐的原因。鉴于当时“沙逼人退”的错误结论，他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指出宁夏、陕北等处积沙“并非来自大漠流沙，而是就地起沙”，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沙漠现象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不合理的开垦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沙化”！而造成内蒙古西部古居延地区沙化的源头，居然在千里以外的祁连山脉，且也是人为破坏造成的严重沙化！

    如今，“三北防护林带”恰好与侯仁之当年考察沙漠时的行进轨迹重合：根据科学决策制定的有关生态屏障，使得北京的沙尘暴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遏制。

    还不止如此。侯仁之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据说，某次他参加一个国际性会议，为了让老外们见识中国文化，他特地选了两块城砖，不远万里带到国外。开会时，侯仁之很自豪地把城砖往桌上一放：“这就是我们长城上的城砖！”

    城砖重约50多公斤，侯仁之断然是不能拍在桌上的，但辗转带到国外用于申遗却是确有其事。侯仁之在美国华盛顿和康奈尔大学工作时，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很多学者问他，中国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他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

    回国后，作为政协委员的他立即起草了一份提案，“……不加入公约，也将不能享受由签约国所应该享受的一切权益……”

    现在，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全球第三，已经有30项，侯仁之也被人们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3月的北京，如果你有机会走进燕园，你会看到一个在同事们眼中“很乐很乐相当乐”的老人，带着一股“智者不惑、仁者无忧”的睿智，拄着拐杖，精神矍铄地从燕南园走过。谁能想到，50岁时，他参加中年组长跑，得到过第一名的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