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究竟怎么啦？这两年，我屡屡在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医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大抵就是“捍卫派”和“打倒派”。捍卫的一方，多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说事，以为中医的整体观是一种极优越的理论。但我总替这一派担忧，因为仅仅凭文化热情是保存不了一个学科的。打倒派人士，则以“科学”为棍棒，斥中医为“最大的伪科学”。我也觉得这一派的立场多少有些片面。

    对中医的批判，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叶，“革命”之风盛吹，每个领域都有人出来倡导革命，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当时医界的革命家，以余云岫为代表，公开打出“医学革命”的旗帜，至1929年，还出现过废止中医之举。其实余云岫倒也不是要一味地反对中医，他的革命方案，是把“医”和“药”分开。他认为，“医”之中基本上都是巫术玄学的东西，必须彻底否定；但“药”里面却有不少好东西，可以拿“科学”来筛选一下，为我所用。所以他提出了旧医登记的办法，在时间上画了一道线，从此以后，中医就连注册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就是让“医”自然消亡。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医”之不存，“药”将焉附？其实他的方案中也包含了处理的办法，那就是：附到西医的身上去。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吗？

    但在当时，这种掠夺却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是这样说的：“夫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科学”在这里又浮现出来了。好像只要目的是科学，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在这里，他还把科学跟真理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并没有进行论证。好像在用“科学”的名义对事物进行否定时，是无须论证的，这几乎成了一种风气。我觉得，这里面潜藏着20世纪人类的一种莫大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其实，科学的本意是反对一切迷信的，包括“科学”自身。

    我时常想，人所确定的“真理”究竟是什么？真的是纯客观吗？哲学上关于真理问题有一个著名的“笛卡尔循环”，认为真理是在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循环。所以，一切真理都有一个“人”的实用立场。医学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人”的立场应该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所谓“科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是中医界的人士，我就干脆承认：是的，中医就是中医，它不是科学，但它有用。依我看，对于实际生活来说，‘有用’比什么都重要，名分反而是很虚的。就像你跟一个古代的人，各拿了一把尺子去量一块布。他说那块布有一丈，而你量出的却只有七尺……谁对谁错呢？实际上，这里面没有是非问题，只有尺子的问题。但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更严重，这种严重性在于：我们自己手里没有尺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百年尴尬！

    在这样的尴尬中，忧愤和疾呼也就难免了。《挽救中医》这本书，充满了这样的忧愤和疾呼。对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揭露且不说，还是说余云岫现象。我认为，余云岫折射的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思潮———似是而非的科学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在这种思潮的作用下，才形成了一套对付中医的管理制度，构成中医发展的一个个制度陷阱。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挽救中医》吕嘉戈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