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由兰州市某高校到甘肃省渭源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李迎新，写了一篇叫作《代课教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的长篇文章。领导将文章交给我，让我编辑发表在《甘肃日报》的《观察》版上。发表后不久，甘肃G县的一些代课老师，托人请我去采访。

    我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G县。一到当地，老师们从火车站偷偷地接到我们，他们说，县上公安局已经在注意他们的行踪。当他们发现没有人跟踪的时候，才把我们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说，县教育局强迫他们写保证书，不上访，不接受采访。公安局监督他们的行踪，他们换了手机，等等。

    这都是一些40岁左右的中年人，当老师已经十几二十年。他们都有教师证，不少还有中级职称，有些还有获奖证书。他们的工资是一月100元左右，就是说，上一节课的报酬只有一毛多。老师们有的重病无法治疗，有的至今无法找到对象成家婚配，有的家庭离异。从他们提供的材料和叙述看，他们不是代课老师，而是民办老师。他们也不承认他们是代课老师，而是民办老师。而有关部门却一口咬定他们是代课老师而不是民办老师。纠纷的症结就在他们到底是民办老师还是代课老师的身份认定上。

    按照国家规定，1984年后不再招收民办老师。此后，国家陆续将1984年前的民办老师转正为公办老师。但是，1984年以后，乡村教师严重缺人，学校、乡镇又聘请了一些老师。这些招聘的老师，就不叫民办老师，而叫代课老师。G县的100多名老师大多是1985年、1986年招收的。但是，这些老师交给记者看的文件证明，当年G县教育、财政部门明确发文，补充招收这些老师为民办老师。就是说，民办老师的身份是教育局、财政局等认可的，既然是民办老师，就应该享受相应的转正待遇。

    第二天，记者联系到G县教育局的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也是民办老师出身，自称对于代课老师或者民办老师的处境深怀同情，但一位穿着花花公子衬衫的工作人员当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不愿意一月拿100元，可以走人，没有人非留住他不放。”

    对于代课老师或者民办老师的问题，记者了解的与他们提供的材料基本一致。就是，政府认为他们是在国家停止录用民办老师之后，由有关部门招聘的代课老师，不是民办老师，因此，不能享受转正和提高工资的待遇；但是，县教育局、财政局当时确实发文录用了这些老师，文件称他们是“民办老师”。

    如果是民办老师，那就应该转正，但是，这不符合国家政策；如果是代课老师，那么，他们的收入实在太低，作为这些老师雇主的县级政府应该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但是，这位副局长说，这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收入极低，根本不可能拿出数百万元的资金，提高这些代课老师的工资。不过，这位副局长承诺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准备适当提高待遇。

    这次采访的报道，正如我当初预料的一样，根本就没有发表出来。此后不久，《南方周末》将李迎新和甘肃代课老师的生活状况报道出来后，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当初请我去的老师到兰州来找我，说他们得到一些承诺，说要解决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是没有下文，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消息却是政府要清退他们，这或许意味着他们付出的青春就永无补偿的可能了。

    农村代课老师现象确实是一个复杂问题。农村缺少老师，正规的大学生不想去农村，当地就从高考落榜的青年中聘请老师；可是，政府没有钱或者不愿给钱，他们的报酬极低。当年国家一次性解决了民办老师，但后来就冒出了代课老师，因为不聘请这些老师，学校无法开张；现在，国家又要彻底清退代课老师，但是，乡村学校缺少师资的现状没有改变，当地政府必然还要继续从农民中聘请老师，到那时，不知名称又叫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