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把姚新生悲剧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建“天安门”，二是建“保鲜库”，三是遭遇“倒春寒”，其实这三者构成了一条因果链：要不是宏大气魄的“天安门”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那位市领导也未必会造访他家，当然也就不会提出要他为乡里建“保鲜库”的要求。要不是建“保鲜库”导致他资金散尽，求告无门，也就不至于孤注一掷将宝押在那200亩梨树上。结果老天作对，致使他血本无归，彻底失败。

    这样的悲剧归因仍然是表层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要到其人格结构上去找。报道称，他建“天安门”的动机来自1995年一次登天安门城楼：“我要把自家的房子，盖得像天安门城楼一样壮观气派！”

    一个刚刚富起来的农民有这种自大心理暗藏危险。凡是对国情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国度里，大凡百姓都有根深蒂固的皇权情结。无所不在的皇权文化，早就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权力幻觉，植入了国人的潜意识中，总想着一朝权力在手或者发家致富了就过一把“皇帝瘾”，哪怕是权当做一回“土皇帝”也行。谁能否认姚新生当初决定建“天安门”，不是受了此种皇权意识的毒害呢？

    姚新生对权力的崇拜，还直接导致了其对权力的迷信。当那位市领导提出要他建“保鲜库”时，他明知自己无这个实力，但还是屈从了长官意志，霸王硬上弓，四处借贷开始建“保鲜库”，并且坚信政府会给他资金支持，领导不会骗人。

    对权力的崇拜也好，对权力的迷信也罢，其实只是一个镍币的两面，九九归一，均肇始于臣民性格。像姚新生那样的农民服从惯了，他们长期受中国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儒家文化的影响熏陶，对权力和掌权者有一种天生的景仰恐惧之心，要么自觉不自觉地臣服于权力，要么将对权力的追求作为人生目标。还有什么比当官更有价值、更有权力、更受人崇拜的生存方式呢？一旦能够掌握权力驾驭别人，就有一种舍我其谁、惟我独尊、藐视一切的救世主之心，我们看到的一些农村带头人，往往因此而走向专制、一败涂地。

    姚新生悲剧的标本意义正在此。

    由此，也可以反思新农村的建设之路。建设新农村的出路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即祛除了臣民意识、皇权情结具有独立品格的现代公民，他们不仅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能自觉抵制有损他们权益的权力意志。当然，为官者也应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全面理解建设新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旨：不仅在经济利益上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更重要的是在权利问题上对农民“多予少取”，要尊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