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村支书孙成贵介绍，农场村地少人多，人均只有几分地，至今有一半以上的人仍住着茅草屋。

    在农场村，有不少孩子靠去小煤窑挖煤挣学费。目前全村有600多名年轻人外出务工，很多人是为了挣钱供弟妹或子女读书。

    村民赵世奇有7个孩子，6人考上了大学。从1985年开始，为了让子女们读书，他就开始借钱。刚开始是向亲友借，后来就向镇上的信用社贷款，甚至借高利贷。1992年，他借债最多，当年共欠下18000多元债务。

    “考上大学的娃娃几乎没有回来的，他们还把家人安置到县城。”孙支书有些无奈地说，“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家人的命运。”

    “实际上，不仅是农场村，整个西部地区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的家庭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城市、为发达地区培养人才。”贵州省社科院胡晓登研究员说。

    兰嘉勇是贵州民族学院建筑系大一学生，为了支付他的学费，家里已一贫如洗。他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村里，带动乡亲们致富呢？”基于这种想法，兰嘉勇一考上大学就和三个好友约定：大学毕业后，一定回农场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