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有关城市研究的非虚构作品姑且命名为“城市书写”吧。“城市书写”的阶段性繁荣至少应该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方面，它植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一过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始的。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那些想方设法留在所谓“一线城市”的来自乡村中国的大学生们，为了遥远未来的衣锦还乡，为了“进化”为本地人，默默地奋斗着。也许，偶尔他们会埋怨北京的沙尘暴，嘲笑上海的排外，指责广州的治安状况，但“如果回我们老家，收入比现在少但至少过得好”的慨叹永远都不会付诸彻底还乡的实践。这些来自乡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省青年”们，为“城市书写”的繁荣提供了一个相当广大的读者群和广泛的作者资源。

    “城市书写”建构着外省青年们的“白领梦”和对于城市的精神认同。

    对于一度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意味的农民工们，他们和他们将成为大都市新移民的子弟们，对“城市书写”由少到多的阅读成为间接“城市化”的重要仪式。像《十七岁的单车》里偷穿主人新衣的乡下保姆一样，脆弱而敏感的农民工们不动声色地以“他们城里人的活法儿”作为参照，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可能更多地接触“城市书写”的文本作品，其他人则主要通过影像化的“城市书写”来完成“告别乡村”的仪式，虽然这个过程偶尔掺杂着淡淡的乡愁和文化冲突。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城市书写”的繁荣和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重大转型有关。尽管这样的转型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着巨大的争议，一些中文系教授们仍然在捍卫着经典文学作品的尊严，分化出来的学者们则将传统的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拓展到城市的方方面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的“文化研究”丛刊，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缩影。邵燕君、赵静蓉和徐艳蕊等一批年轻博士以巨大的学术热情关注着“美女文学现象”、“老照片现象”以及“流行花园与青年文化现象”。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张念在她的旧作《何谓物质生活——以广州为例》中，虽然满口丹尼·贝尔、恩斯特·卡西尔、安迪·沃霍尔，但她文章的开头无一例外地从体现女人逛街天性的超市说起。我一直把这个细节看作是女性作者在“城市书写”中拥有“性别优势”的象征，这也是毛尖、洁尘和巫昂等当红专栏作家多为女性的一个可能原因，因此有论者评价张念“与广州肌肤相亲”就深得我心，虽然感性上的优势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性上的深度洞察。

    比起中文系学者们曾经对世俗生活的忽略和蔑视，转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在相当的程度上引起我的敬意，至少他们在补习社会学等跨学科知识的尝试上背负着不小的学术风险和来自同行的“不务正业”的误解，而且将目光投注到“城市书写”的形而下层面本身就是告别狭隘精英主义的一个勇敢表达，用朱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做大众文化的守夜人”。

    在最近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人生中国”丛书的一个研讨会上，当与会作家、学者大谈特谈丛书所张扬的草根精神时，作家蒋巍却强调了时尚写作的重要性。这被我理解成“反弹琵琶”的表达策略，不过在所谓“底层写作”能够获得更多道德优越感的语境里，我支持对“城市书写”矫枉过正式的强调，毕竟我们是一个有着长期“重农抑商”传统的国度。其实，写作内容本身不能决定“城市书写”和“底层写作”的高下优劣之分，书写城市的作品只要深入洞察了消费时代的城市秘密一样是伟大的。

    在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当下，人们在物质上尽情享用着城市的便利，在情感皈依上或多或少地偏向回归乡村和传统。这样的悖论就造成了道德上的矫情嫌疑，房地产商们也相机行事地标榜自己的楼盘是远离市区的，农家菜和生态游成为旅游业的新宠。当开着私家车去郊游的“城里人”叫嚷着要吃土鸡蛋时，懵懂无知的乡村幼童也许更希望用家里的土鸡蛋来兑换方便面——在他们眼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代表着文明和高级。乡村世界面对城市的文化自卑，和城市面对乡村“叶公好龙”式的矫情亲近，都是“底层写作”和“城市书写”绝好的共同题材，我期待着中国的“城市书写”能不断发育、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