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4月称作中国的“慈善月”一点儿也不夸张。距胡润发布的“民间版”慈善榜刚一周，民政部担任指导单位的“官方版”慈善榜又在人民大会堂登场，虽然由于统计标准的差异，几个位列“胡润版”前十名的慈善家都在“官方版”中名落孙山，而善款数额也大幅度缩水，甚至有人发出“到底相信哪一个”的质疑，但主流民意还是对这些慈善家表示出了由衷的敬意。

    胡润的慈善榜已经排了好几年，民政部指导的“官方版”也已经两岁了，慈善榜除了延续着引领社会慈善取向的意义外，在今年改革大讨论的语境下，还起着在慈善价值强调中弥合社会发展失衡之特别意义：通过慈善把先富者与落后者联系起来，缓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前改革时代只实现了前半目标的失衡承诺所带来的改革焦虑。

    无论你的价值评判如何，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加速度的改革，没有引发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改革所以能取得这种成就，很大一个方面源于一些基本改革共识的推动，众多共识中凝聚力尤其大的又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改革共识。这个共识既成功地化解了一场意识形态纷争，又通过“人人得享改革利益”的承诺，成功地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凝聚到了改革的大旗下。许多年来，这个深得人心的改革口号，支撑着人们对改革的信念。

    可中国改革如今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这时候许多人焦虑地感觉到，改革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好像没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迹象：财富似乎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诸种精英似乎结成了利益联盟，先富者似乎没有帮扶落后者的价值倾向，落后者越来越感觉到改革的排斥。此时，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支撑了前改革时代近20年改革信念的基本共识，在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困惑。

    这种语境下，以慈善榜张扬先富者帮扶弱者的价值形象，以慈善榜引导先富者投入到救助弱者的行动中，不仅可以在物质上帮扶一些弱势群体，更是对社会发展失衡的困惑在公众心理、情感上的一种修补：中国的先富者们，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用于帮扶落后者，与社会分享改革利益，帮助社会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许多制度支撑，鼓励先富者投入慈善事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制度。首先，它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改革策略的一个自然延伸，先富如何帮落后者，慈善捐赠是最直接的帮扶手段；然后，慈善事业在分配安排中有“第三次分配”之称，市场作为第一次分配已经定型，政府作为第二次分配严重不足，在损益划分日益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第三次分配相当重要；最后，慈善是先富者对社会自愿的转移支付，在底层百姓民粹化的社会对立下，需要先富者“志愿”姿态的弥合。

    正因为认识到昔日改革承诺的失衡，近年来，高层已经越来越重视慈善对弥合改革共识的意义。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第一次把发展慈善事业提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2005年“两会”，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写进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

    写到这里，想到新近学到的一个词：黑夜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些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下人，他们的“政治”是在黑夜。黑夜政治所以存在并蔓延，正是社会发展失衡的表现，先富者应该理性地意识到这种失衡，并集体性地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帮扶落后者的慈善事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