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发布的一个调查结果称，“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10年前更重了”。于是，一些媒体纷纷转载，并在显著位置刊发评论文章。值得玩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以此为依据，对我国的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提出质疑。我相信，许多专家和评论者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提出问题和意见，但他们确实自己陷入，并且也把公众带入了一个感觉的误区。

    把被调查者放大为“公众”是一个感觉的误区。该报道称，此项调查一共有7625人参与；而报道的标题主语是“85.3％公众”。显然，如果称“85.3％的被调查者”更为准确。我们知道，抽样调查是可以推算总体的。要想知道13亿人的感觉，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问一遍。但是，你要代表谁，就必须对谁有代表性。要按照抽样的原理抽取样本；样本的多少和分布都至关重要。从报道中，人们丝毫看不出这85.3％是代表全国的公众，还是哪个地区或是哪个领域的公众。如果是指全国公众而言，这7000多人的代表性显然还差得很远；如果只是某个局部，冠之以“公众”两个字就太夸张了。

    把“生活负担重”等同于生活水平下降也是一个感觉的误区。被调查者有生活负担加重的感觉是正常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生活水平一定下降。你可能为子女的入学而疲于奔波，交了一笔不菲的择校费；你可能因为买房而需要每年还贷，但是，你可能已从平房搬进了三居室，可能已把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背投。其实，人们感觉负担重，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心理因素，是“活得太累”的另一种说法。有这种感觉的人，其生活状况未必符合绝对贫困化的标准。换言之，符合绝对贫困化标准的人可能有，但绝到不了85.3％。

    以“生活负担重”质疑消费价格指数（CPI）还是一个感觉的误区。且不要说被调查者的感觉中有一些非物化的成分，单就其物质产品的消费而言，诚如一些评论者所言，还没有考虑住房消费的因素。因此，如果要把这种感觉和相应的统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至少还应包括购买房屋的有关价格指数。有人说，CPI中应该包括住房。殊不知，CPI和GDP一样，都是一个按国际标准定义的统计指标，能够反映一定的问题，也只能反映一定的问题。我们既然使用这个指标，就要遵守这个指标的统一定义。我们可以几个指标综合使用，但不能指望一个指标反映所有的问题，也不能颠覆指标口径的同一性、统一性、可比性和有限性。我们可以用CPI中的细项分组进行相关分析，而不能因为指标的综合性否定其科学性。

    以个人似是而非的印象代替客观事实更是一个感觉的误区。一些学者斩钉截铁地指出，CPI是20多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也不调整。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不仅用国际通用方法计算定基价格指数，且从2001年起增加了汽车、汽油、移动电话、电脑及家庭服务收费、车辆购买使用维修费、电话月租费、有线电视费、非义务教育收费、健身活动收费、物业管理费用、自有住房需缴税费、旅游收费等，从2006年起增加上网费、物业管理费、教育软件开支等，其数量由以前的325种增加到接近700种。这些情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查到。而近年来，同型号的电子、家电产品都呈持续下降之势。这些都对价格总指数的上行起到了下拉的作用。

    当然，CPI的使用与发布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有关计算方法也在国内媒体上广泛刊登，让公众了解和认知。但值得玩味的是，所有的评论者对媒体报道中的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范围的“调查结果”，却想当然地认定这就是公众的感觉。因而，当某记者告诉老张，根据相关统计，这几年物价上涨不大，甚至一些年份物价还有所下降。老张当然一脸困惑和不解。但如果我们把有关指数的知识和细项都告诉他，他还会一脸困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