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酝酿提高出租车的租价，胡星斗教授认为，这一举措可能侵害北京市民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出租车行业基于行政性垄断的畸形发展，其体制性弊端经年不除，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胡星斗不是第一个质疑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人。在他之前。还有出租车司机邵长良，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沈梦培，以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等。根据有关报道，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问题曾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胡星斗认为，一方面出租车行业长期以来是官商合办。目前行业内大致存在4种管理体制，不少出租车公司的存在使行业表面看似商业化，实际上这些公司都要经过政府的行政许可。其间的利益关联是行业垄断形成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针对出租车行业的政府监管力度不够，使得北京出租车公司长期以来都是自报成本，监管部门以此为依据给出租车定价，司机每月须交纳的车份儿钱也由公司说了算。

    胡星斗举例说，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委托出台的《关于北京市出租车租价体系6家汇总评审报告》中，某出租车公司党委成员的月工资为21544元，另一公司2003年的“工作餐费”达440多万元，某公司列举的“兼并重组成本”竟达5亿多元。

    他说，由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出租车运营消耗着巨额成本。在石油涨价的压力之下，不少出租车公司首先想到了向国家伸手，而不是设法降低自身过高的管理成本来化解危机，更有公司为了维持垄断利润而虚报成本、蒙骗国家。

    胡教授认为，出租车行业并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完全可以市场化，因此出租车行业的行政许可制度应该逐步消除，代之以经营备案制，降低进入出租车市场的门槛。政府管理部门应通过对出租车公司行业进行适当培训，通过监管促使其依法经营、服务民众，摒弃行政许可制度。

    北京“的哥”邵长良，已经为出租车行业垄断的问题奔走呼吁了整整十年。这期间，针对出租车计价问题，他做过调查、报过课题、请过专家、打过官司，但仍未看到出租车行业垄断坚冰有融化的迹象。

    从保护出租车司机利益的角度考虑，胡星斗教授建议司机通过参与协商谈判依法维护自身利益，为保证听证会可以全面反映利益各方的意见，组织者应是中立的政府或其他非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任何利益相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