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开设的是眼科医局，因其地理位置，又叫新豆栏医局。病人太多，伯驾忙得不可开交。他给教会负责人写信说：“医院门外，候诊病人彻夜排队，到了白天，更多患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整条街道水泄不通。人们把孩子举过头顶，否则孩子就会窒息。但我们每天只能处理200个病人，要截肢的，要切除乳腺癌的，要摘除肉瘤的，优先处置，至于白内障患者，往往十多个手术一起做，患者同坐一条长板凳，医生依次手术，中国护士端着手术针线和胶布绷带紧随其后，缝合包扎，流水作业。”行医本为传教，但此情此景，他哪里还有闲暇布道。他时时告诫自己：“警惕啊！魔鬼就在病人灵魂中，趁我忙乱不堪，不容我驱赶它们！”但更多时候，他根本来不及与魔鬼打交道：“病人占据了我全部时间。”

    伯驾详细描述了他做的第一例大手术：“12月27日，病例446号，阿齐，女，13岁，肉瘤。当时我正准备下班，看到一位家长领着女儿，左右瞻顾，走进医院。这个女孩的太阳穴上隆起一个大肉包，垂至下颚，好像长了两个脑袋，形状可怖，面容悲惨。”当时没有麻醉剂，伯驾在手术前让女孩服了鸦片，聊以镇痛，然后蒙住眼，手脚绑在手术台上，仅用8分钟，便取下这个直径十多寸，重约半公斤的肉瘤。这天是1836年1月19日,手术虽然成功，因没有麻醉剂，病人极为痛苦。据科技史家顾长声先生考证：10年后的1846年，美国医院首次使用乙醚为手术镇痛剂，并为这一重大发现，在波士顿公园竖立起一座纪念碑。转年，美国医生将这种新镇痛剂寄给伯驾，后者“首次成功地为一位年约35岁的中国病人割除了他右臂上的大脂肪瘤。这在中美医学交流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

    伯驾在华行医，最遗憾的事情，是他没能阻止住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当时，因林则徐虎门硝烟，中英战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伯驾为林则徐间接治疗过疝气病，“可以说上话”，便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愿在中英两国间，居中调停。信很长，大意是，伯驾支持林则徐禁烟之举，因为鸦片泛滥，毁灭生灵；但伯驾认为林则徐有些事情处置不当，就好像治病救人，总要先问病因，才能施治，而林大人却不问病因就下药，于是造成局势紧张。那么，补救办法是什么呢？伯驾认为，就是通过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进行谈判，然后订立条约：“一切友好国家，都曾订立条约，然后就按条约办事……我很荣幸地向阁下保证，英国只希望根据缔结的条约，与贵国进行贸易。”林则徐没有回复伯驾。后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此时的林则徐已被罢免，所以不负此历史责任。伯驾后来帮助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使美国不费一枪一弹，赢得《南京条约》中的所有在华权益。此前，在鸦片战争期间，洋人纷纷逃离广州，伯驾冒生命危险留下，又救治了1万多名中国病人。但他帮美国签订有损中国权益的条约，在中国近代史，还是被钉到了耻辱柱上，甚至使其来华行医、治病救人之举，也显得别有用心，被称为“利用医药侵华的帝国主义分子”。

    新豆栏医局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创办至今，已逾170年。在1886年,20岁的孙中山以“逸仙”之名前来学医，其实是为他搞革命打掩护。解放后，这一事件被郑重检索出来，并很快将医院更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而伯驾何许人也，几乎已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