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边是个略带些河南口音的男孩声音，像是使用了免提键，还能听见边上有人窃窃私语。男孩说，自己是河南一所高中高二某班的班长。班主任给他们读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一篇关于殷昌杰的报道——《一个台湾老兵的孤独义举》，很多同学都流泪了。同学们在班会上决议，用班费购买一张电话IP卡，给殷昌杰爷爷打电话。

    男孩说，远隔千山万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殷昌杰的敬意，“我们全班同学给您合唱一首《祝你平安》，殷爷爷，电话声音小，你凑近些听着啊。”

    听筒那边，一群孩子“哗”地笑了起来。随后，笑声平息，起立声，桌椅碰撞后“砰、砰”作响。“别挤我，站好位置”，一个女孩刻意压低了声音喊。

    合唱声骤然间响起来，歌声越来越大，拿着话筒的殷昌杰，“不知道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也不知道歌声什么时候停止的”。时间在那一刻似乎凝住了。

    “这辈子再没什么遗憾了。”过去了十多天，殷昌杰说起那个电话，还是激动得直摆手，眼圈发红。

    79岁的桃园人殷昌杰，是一个来自台湾的退伍老兵，家境富足，儿孙满堂。但6年来，他只身住在厦门，用退休金和经营旅馆的收入，资助周边的贫困大学生，已花费数十万元。

    但让老人遗憾的是，那些受他资助的学生，毕业后没一人来向他告别，6年来，也从没有来问候过他。他只收到过一张贺年卡，还没有署名。

    3月29日，本报《冰点周刊》刊登了《一个台湾老兵的孤独义举》。报道发出后，殷昌杰接到了近两百封读者来信和不计其数的电话，全国数十家媒体也向他发出了采访邀约。

    随后，这个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余0．1的老人，又将本报记者请到了他的家庭旅馆。两天时间里，记者和他在一次次拆阅、阅读和倾听中，品尝着人心冷暖、世态炎凉。

    “在这么多信件和电话中，有没有以前你帮助过的贫困生？”再次见面后，记者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似乎有些不甘心地补充了一句，“或许他们写信、打电话来感谢了，但没有表明身份吧。”

    “你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只要他们生活得好，也能去帮助其他的人，就好了。”

    一个读者在信中说，殷昌杰帮助了那么多学生，但至今未有联系他表示感谢者，“这是很遗憾的。不论他们是否摆脱贫困，感恩是不可少的，毕竟，一己之力不够，您帮助的学生再回来向您道谢，才说明他们真正对受助有所感恩，才可能今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而许多人直截了当地对这些贫困生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

    “连声道谢都不懂得说，他们的人心还是肉长的吗？”一个读者在电话中“抱怨”了十多分钟。

    殷昌杰刚挂掉电话，这个人却又马上打来，“殷老伯，我是气糊涂了，光顾着骂人，本来是想向你致敬的，嘿嘿。”

    “父母辛苦赚取生活费，老人用自己的退休金供养他们上学，他们应该有所感觉，凭什么把面子看得那么重？！”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

    一家报社的总编辑给记者打来电话：“为什么这几十年，造就了一代不懂得感恩和不懂得回报社会的人？我们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报道去回答这个问题。”

    也有不少贫困生写信、打电话给殷昌杰，用颤抖的笔调或是怯生生的声音，倾诉自己的困惑。

    有一个贫困生在信中请求殷昌杰，原谅资助过的那些“忘恩负义”的贫困生，“但请不要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是孩子’而去原谅他们。”

    在这个来自安徽黄山学院的学生眼中，殷昌杰就如同他的初中老师般“节俭、博爱”。这位老师常在家里炒了菜带到学校给他补充营养，每次放假回家，都打电话叫他去看望自己，而实际上是要给他生活费。“当我不肯收时，他会说，‘这钱是借你的，可你若是不混出个样子来，我不屑收你还我的钱’”。

    这个学生觉得，现在自己之所以还能心安理得地和老师联系，是因为自己现在还能做一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可我毕业后，未必就能‘混’出个他满意的‘样子’。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给他写信打电话，并不是说我不懂得感恩，而恰恰是因为我始终记得他对我的关心和期待”。

    “作为贫困生，我一直用强烈的自尊，把自卑压制在最底层。”另一个贫困生在信中这样剖析自己的灵魂，“但当我独自面对自己时，我总逃脱不过它的拷问。殷爷爷，我们不光是您嘴里的‘孩子’，也不光是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般光芒四射，我们有着自己心里难言的苦衷”。

    当这个贫困生“平静下来审视自己”时，他发现，尽管自己也年轻，但身上却找不到其他同龄人的活力。在人群中，像他这样的贫困生总是沉默着，每当他们渴望得到什么东西时，“心里总会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不，你没有这种权利”。

    还有贫困生直接把问题抛给殷昌杰：“人与人之间总是有这样大的差异，可本质上应该是平等的，殷爷爷，你说对吗？”

    “在蜜罐里长大的人，从小有足够的宠爱，他们的理想也会在这些宠爱中顺利地生根发芽。而在苦水中泡大的人，要么靠着自己的拼搏，十几年后才能和同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要么顺从命运的安排退学，做一个普通的工人……”

    “我们决不自甘堕落，我们并不缺少理想和抱负，也不缺少社会的捐助。”在这些贫困生看来，他们真正缺少的，“只是一个引路人，告诉我们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做一个完整的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个读者，用毛笔给殷昌杰写了一封文言书信，其中写道：“人之贫在精神而不在钱粮，先生以钱粮授之，此乃小善。然先生弃安乐以从善行，忍孤苦以利世人，此大德感化世人之效，较之前之小善，实为一粟之比与沧海……然，扶人先扶志，盼先生以钱粮施人时，另授之以德。”

    这些贫困生内心最深处的自我拷问，与弥漫于纸间的焦虑情绪，显然深深地撞击着殷昌杰。在记者读信的时候，他多次双手捂脸，摇头流泪。

    殷昌杰说，他虽然一直和贫困生相处，但从未有人和他说这么多的“心底话”。他也一直困惑着，六年多的捐资助学，除了帮助那些孩子顺利地完成学业外，是不是还应该让他们明白另外一些东西？

    另一些求助的信件和电话，向殷昌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这给老人带来了烦恼，有时简直哭笑不得。

    有人随信附上一个手机号，说自己穷得打不起电话，希望殷昌杰打电话来，“要亲口向你道谢”。可拨通电话后，寒暄几句，接下来却是“我家中困难，殷伯伯你要是真像报上说得那么好，就给我寄点钱救急吧……”

    有人干脆随信附上了自己的银行账号，说自己本想一死了之，但从报上看到“您的义举，生命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待到殷昌杰寄钱后，“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将您的善举在报上刊登”。

    还有一名女子打电话，让殷昌杰考虑一下是否能够娶她，“孤儿寡母，求生不易，我们都会好好照料您的”。

    更有甚者，一天下午，一个老头找上了殷昌杰的家门，“扑”地一下跪在他面前，说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家，希望殷昌杰能借他3000元钱用作还债。殷昌杰怎么也无法把对方扯起来，最后还是找了楼上的几个大学生，才把这人劝走了。

    “不是我不想帮他们，实在是没钱了。”殷昌杰说，他的户头上只剩下25元钱，可离发退休金还有段时间，“已经入不敷出，在向朋友借钱度日了”。

    “要是他们前些日子找我，或许我还能帮得上忙。”他似乎还有几分遗憾。

    更多的是那些温暖的信件和电话，来自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向老人表达着感谢与敬意。

    最远的是美国纽约，一个美籍华人家庭给老人发来了一张贺卡：“请接受我们全家最崇高的敬意，人能这样活一辈子才有意思。”下面，是一家四口的中英文签名。

    年龄最小的，是来自江苏的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孩子在信里说：“您跟我爷爷差不多大，想叫您一声爷爷……”信里夹着一张彩色蜡笔画：一个孩子背着书包，一个白胡子老头牵着他的手。

    最沉的信件，是一个来自新疆的包裹，除了感谢信外，还有一大袋核桃仁。“我亲手砸开剥出的……核桃有益健康，给爷爷补脑。”这个中学生在信中说。

    一个来自山东的女大学生在信中这样表达对殷昌杰的谢意：“简单生活，行善而心灵富足，这是您指引的路，我打算这样走下去，请您相信一个孩子郑重的承诺。”

    让殷昌杰释怀的，是一封来自浙江宁波的信。信中说，在刊登殷昌杰“孤独义举”的同一期《冰点周刊》上，有篇题为《千人圆一梦》的文章（记者注：吉林长春一名患脑瘤双目失明即将离世的8岁小女孩，最大的愿望是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但由于行动不便无法赴京，长春千余市民扮演了交警、售票员、仪仗队、国旗护卫队等各种角色，帮助小女孩圆梦），这让自己“找着了人生的方向”。

    “殷爷爷，那么多人为了完成一个女孩的梦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人们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自己日渐冷漠的心，阳光满满地铺展开来，一定有宛如隔世的错觉。懂得感恩是幸福的，这也正是我给您写信的原因。”

    在记者结束采访准备告别时，邮递员又给殷昌杰送来了信和一个包裹。两封信分别是从内蒙古和黑龙江寄来的，包裹来自甘肃，里面是一幅锦旗，上书“扶贫济困，老兵不老”。

    “送你走了，我就马上把它挂起来。”殷昌杰激动得像个孩子，满脸通红。他边和记者握手告别，边眯缝着眼，上下左右打量着自家的墙。

    一位报社编辑翻看记者带回的一些信件复印件，将这些信件称为“社会人心的记录本”。

    “并不是人们不懂得感恩，而是这个社会始终未能给人心一个顺畅的表达渠道。”这位编辑说，“让我们期待社会良心的回归，正如我们期待着每个人都能畅意表达内心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