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在清明祭祖时烧纸别墅、纸轿车，烧“三陪小姐”、“二奶”以至烧“超女”，确属不良社会现象，低级庸俗，有伤风化。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也加入到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我同时认为，并非任何一种社会不良现象，都需动用法律的或者行政的手段来管教。人们在祭祖时烧什么怎样烧，这是法律法规不该管也不好管的。

    在我看来，一些人在祭祖时烧“二奶”等乱七八糟的祭品，未必就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清明祭祖从起源上看可能是一种封建迷信，但现在则不过是一种民间习俗，人们祭祖更多地为了表达对先人的祭奠和怀念之情，而所烧的纸钱只是人们寄托哀思的一种“载体”，已经很少有人相信纸钱能化作“冥币”供先人们在阴间使用。只不过，祭祖烧纸钱，已经烧了几千年，人们有点厌了，想换点新花样儿，于是，纸别墅、纸轿车、“三陪小姐”、“二奶”之类便应运而生。这些祭品同样没有多少迷信色彩，大多数人只是觉得新鲜好玩儿，别人烧便也跟着烧了。

    从逻辑上讲，如果认为民间习俗应该受到尊重，法律不能禁止人们清明祭祖，那么就禁不了人们祭祖时烧纸钱，也就禁不了人们烧纸钱、烧纸别墅、纸轿车、纸“二奶”。习俗的改变需要潜移默化，而不是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一禁了之。

    欲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祭祖时能烧什么、不能烧什么，这才是一种迷信，一种对法律法规的迷信——姑且称之为“法律迷信”：迷信法律法规可以包办一切，可以管任何事情，并且相信法律法规一管即灵，是包治社会百病的“万能药”。

    在当今中国，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而有“法律迷信”思想的人却越来越多，当任何一项社会事务出现问题之时，人们总是以“亟待立法”来探求解决之道，将“严格执法”作为治本之策，而忽视了道德、文化在规范社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像祭祖时烧纸别墅、纸轿车、纸“二奶”等不良社会现象，应该用道德的、文化的软力量去约束、引导，而不应该用法律法规的强硬手段去管教。

    法律的力量，绝非在于它无所不管，而是在于它能固守自己的特有阵地，恪守自己的本分，不越“雷池”半步。法网恢恢，讲求的是疏而不漏，而不是对法律的“迷信”。寄希望法律包管一切社会事务，会导致法律法规过多过滥，甚至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此，谁还去相信法律、敬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