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一位青年导演的影片，影片不久前在一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影片有导演的人生体验，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看后我的一个强烈想法是，如果导演晚10年再来拍摄此片，当会更精彩。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重要作品，海明威本人也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84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大，把他的小帆船在海上拖了3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后绑在小船的一边，但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鱼脊骨。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1936年，海明威曾在《老爷》杂志4月号上发表一篇不长的通讯，名为《在蓝色海洋上》，就是报道这件事的。15年后，他一气呵成地写成了这部小说。可以推想，这故事一定在他脑中多次浮现，情节、寓意一天天丰富和完善……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的代表作，这部电影也是根据一件真实事件改编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台北市一名初中生因女友绝情，愤而挥刀，致使女友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杨德昌与凶手有缘，案发时他14岁，与凶手在同一学校读书，按说他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藏在内心深处长达30年之久，到1991年杨德昌才把它搬上银幕，对杨德昌来说，讲述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理解那个时代。这件往事陪伴他度过半生，想必如同编导一部影片一样，一遍又一遍，不知重拍了多少遍，他追求的不是简单展现一件早有定论的凶杀案，更非炫耀炉火纯青的电影技巧，而是在为我们每一位观众担心，不希望我们堕落……

    两位艺术家长期孕育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2年9月，《生活》周刊刊出了《老人与海》的全文，售出了531万多份，后来的单行本也很快销到了10万册，受到书评家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亲友及读者纷纷来信祝贺。本书终于使海明威获得1952年度的普利策奖，并且主要由于它的成就而荣获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完后参展第28届台湾“金马奖”，力克当年香港的两部同样优秀的影片《阮玲玉》和《阿飞正传》脱颖而出，夺走最佳影片大奖。

    文化艺术史上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这给人以启示：文化艺术工作者有了原始的感动，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这时似乎也可以拿起手中的工具，记录这感动，但更好的做法却是不急于流露、轻易表白，不妨让它沉积下来，慢慢涵养，久而久之，便会有大的收获。珍视自己的感动，还体现在将其变成作品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切身的素材，更应多几分慎重、虔诚之心。

    目前，我们的文化产品在量上可谓丰富，甚至使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很多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是“来去匆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即使是一些获国际、国内大奖的作品也不能脱俗，其原因是颇值得分析总结的。说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完全没有生活体验、感触，只是为了名利而炮制，这是有些冤枉的，但说不少文化工作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不能沉下心来，很好地孕育、耐心地打磨作品，应是客观的。这也是很多作品流于一般化的重要缘由。

    几十年前，画家傅抱石在一篇短文中有一段话，简直就是说给今天一些人听的：

    自近数十年来，因为社会、经济、思想，乃至生活上的种种变迁，艺术上显然的也在赶紧改头换面，使能与商品市场相适应，不但要科学化，而且要标准化，在这种趋势之下，所谓‘美’——一种崇高伟大、精力充沛、足以感人的美——就完全被美国印的法币所替代，我们看不到谨严精妙的东西了。同时我们颇以为死去的若干画家，往往经年累月经营一幅画的行为最笨不过，最无出息！

    谨严精妙的作品首先需要时间来孕育。把自己的体验、感动或发现，急急忙忙地变成作品，是对进一步深化、丰富的放弃，也是创作资源上的一种浪费。要知道，一生中独特的感动并不是经常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