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曾经是流行文化的亮点。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的、野性的音乐，作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咄咄逼人的城市音乐”和“丑恶美学”的迟来的回声，它成为许多青年宣泄莫名苦闷，同时寻找自我的一条道路。

    一般都以崔健在1986年的那曲《一无所有》作为中国摇滚乐崛起的标志。但我注意到在1985年，作家张承志就在短篇小说《GRAFFITTI——胡涂乱抹》（《上海文学》1985年11期）中以摇滚乐般愤怒、急速、强烈的叙事风格勾勒出一个摇滚人在大学校园里，在大学生的狂热欢呼声中为草原的退化而呐喊、为“拜草原教”而讴歌的身影。作家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他感受到了时代的精神危机，他笔下的摇滚人也渴望借一场“胡涂乱抹”的音乐会去刮起一股热情的风来。“GRAFFITTI是年轻人最后的特权，也是古老民族再生时热烈的噪音。”小说中的这两句话显然体现了作家对摇滚乐的独特认识与希望。

    刘毅然的中篇小说《摇滚青年》（《青年文学》1988年10期）真实记录了摇滚乐兴起之初遭遇的重重压力以及摇滚青年坚决的抗争——宁可让领导和女友不满也要摇滚！小说的结局是摇滚青年成了舞王，相当光明。

    简平的特写《部落人酒吧》（《上海文学》1995年1期）讲述了一个摇滚乐手为生活中的虚伪和卑鄙所困惑，在精神危机中渴望解脱，“在自己制造的喧嚣中得到了一种解脱、释放与逃避”的故事。他“咬牙切齿”地追求摇滚乐，一夜之间成为校园摇滚歌星。他的欲望是“由绝望而生的欲望”。他的情感是“反复无常的混合情感”。但他同时又不能不受到穴头的剥削。他因此在防空洞里建立起自己的酒吧。结果如何？一个沉迷于摇滚乐的青年可能经营好酒吧吗？读了此篇，这问题挥之不去。

    钮海燕的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摇滚》（《小说界》1997年3期）描写了北京青年在迷恋摇滚乐的过程中体会到的狂热与超越，以及“想唱出名”的梦想。“他爱摇滚，可以不顾一切地爱，几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爱……在人心越来越浮躁的今天，这种执著难道不是很可贵吗？”

    以上作品，都展现了摇滚青年在叛逆中自强、成功的一面。然而，摇滚乐还有另一面——邱华栋的中篇小说《乐队》（《青年文学》1996年4期）就描写了几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摇滚人的残酷青春：有的因为一直不讨老师喜欢，也厌倦了大学里的平庸生活，就想“玩点儿野的”，从摇滚乐中寻找爱的梦想；有的则认定“世界不再是可以安静地倾听小夜曲的世界了，世界已经被马达的轰鸣声所覆盖”，所以，决心“自己折腾自己”。摇滚乐在1990年代以后的由盛而衰似乎也正好成为了艺术被生活挤压的一个缩影。

    就这样，描写摇滚青年的作品与摇滚乐一道，成为当代青年文学的新奇景观。同时，也为研究“文学与音乐”和“新生代文学”提供了别致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