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技馆等类似的机构，每周都有一些免费或者收费低廉、完全面向公众开放的讲座。听公益讲座，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业余生活。

    “你被一件事情感动，就不会感到累。听讲座就是这样”

    就读于北京一所经济类大学的江城从上初中就开始听讲座了。上了大学，江城觉得学校里的讲座太少了，好不容易有一两个，还是经济类的，喜欢文学的他觉得真不过瘾。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每场讲座，几乎都能看到江城的身影。“即便大学毕业了我还会继续听，只要有时间。”

    江城听讲座可不孤单，一说“听讲座去”，常常就是呼朋唤友啸聚而去，这举动得到了老师的坚决支持。“在每个月底，我们都会把下个月北京各个馆的讲座整理出来，发给学生。”江城的中学老师、北师大二附中的吴林书老师这样说。

    而吴林书老师本人也是公益讲座的忠实听众。“我第一次听讲座还是在老文学馆，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主要在国图听。”吴老师说，“讲座开阔了我的眼界，一些讲座上的内容还被我拿到课堂上讲呢。因为听讲座的次数很多，我和国图建立了联系，后来还介绍学生去听，国图特别欢迎。”

    京城的公益讲座的影响已经蔓延出这座城市。在讲座现场，专程赶来的外地人并不鲜见。天津的张涵是一位残疾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讲座的常客，甚至她的听课座位都很固定。“我在文学馆听讲座都五年了，不仅讲座好听，前后的点评也很精彩。”

    为了去文学馆听讲座，张涵经常拄着双拐赶早晨6点的火车，寒冬也不例外。“文学馆的这些讲座让我感动。如果你被一件事情感动，就不会感觉到累。”在听课回去的路上，张涵边拄拐前行边跟笔者这样说。

    “在讲座的听众里，是能够遇到知音的”

    “在讲座的听众里，是能够遇到知音的。”说这话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沈治钧，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多次主讲《红楼梦》。常常是：讲座结束后听众还久久不愿离去，围着他继续讨论个没完，一些听众还请他题词。“第一次在现代文学馆讲座结束的时候，有三个天津的女士留下来提问、交流。现在我们还有联系，过年的时候，她们还打电话来给我拜年。”

    沈治钧教授热心开讲座也有“其他目的”。他说：“研究者不应该只坐在书斋里研究，也应该走出去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让人们知道研究的进展。研究者有责任把研究情况汇报给公众。我希望通过讲座让红学爱好者们了解红学研究的新动向。”通过讲座，沈教授自己也获益匪浅，“我通过讲座现场听众的反应，了解了人们的兴趣所在、困惑所在，这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促进。”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世德研究员也有同感。4月份，刘世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次讲座中谈到“老爹”一词时说，北京话里好像没有这种称呼。在休息时，就有听众递来纸条说“‘老爹’在北京话里是有的，并告诉刘先生在北京的什么人群里这个词用得多。重新开讲后，刘先生先念了这张纸条。刘世德感慨道：“讲座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把我的研究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大家也给我新的材料、新的思路。”

    讲座的主讲人多是应邀成行的，但也有自己“硬要”去的。

    “我就是主动要求去国图开讲座的人。”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说。纳米刚刚兴起时，王馆长曾经问一些人纳米是什么，得到两个回答，一个说：“是一种泰国香米。”另一个说：“是一种新材料。”其实，纳米是一种长度单位。王渝生馆长“大受刺激”，萌发了“硬要”去讲科技的念头。“一提到讲座，好像总是被想像成文科的，科技的太少了。所以我得去讲。”他在国图连续讲了两次科普讲座，从历史讲到未来，从中国讲到世界。现场掌声、笑声不断。“科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普可以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王馆长这样说。在他本人所在的中国科技馆里，王馆长也办起了科普讲座，他屡次亲自登台主讲。

    听讲座的人文风景还是太少了

    “讲座是我们的服务形式之一。”一说到公益讲座，这几乎就是每家主办方的第一反应。

    “现代图书馆不止是一个借书还书的地方，还应该承担文化和学术交流传承的责任，也有责任扮演公民终身学校的角色，所以我们选择了讲座这种高效率的方式作为服务方式之一。”国家图书馆的陈力副馆长这样说。为了证明讲座的高效率，陈副馆长用自己举了个例子：“我长到这么大过去也一直没弄清楚圆周率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什么科学意义，书也看过，但是太专业看不懂。那天听了中国科技馆的王渝生馆长的讲座，我一下就明白了。”

    已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策划、组织并现场主持了五年多讲座的傅光明研究员认为，既然国家投钱办了这样一个大的文学馆，我们就应该努力为公众服务，把公益讲座办好。

    与文学馆免费讲座不同，国图有小一部分讲座实行收费，对此，陈力副馆长解释说：“它们也是公益性的。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国图那一小部分收费的讲座并不足以支付自身的成本，更别说盈利了。”

    具有一定的知识性，无疑是这些公益讲座的立身之本。著名作家陈建功认为，文化消费是多层次的。现代文学馆的讲座的目标人群，就是那些关注文学热爱文学的人。而傅光明研究员则表示：“我们相信公众的求知欲，我们觉得大众可能更希望接受高雅文化，更希望在星期天的上午洗涤一下自己浮躁的心灵。”

    目前，北京的公益讲座还在不断涌现，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又有一些机构加入了办讲座的行列。然而，在专家眼里，听讲座的人文风景还是太少了。

    “北京一千多万人口，可讲座才有多少啊？”国图的陈力副馆长说，“办讲座，各个机构可以也应该实施资源共享。”

    开讲座“上瘾”的沈治钧教授也觉得，“北京有那么多博物馆、图书馆，还可以再多办一些。这是文化古都的重要体现，与人文奥运也是相符合的。何况，讲座对主办方、主讲人算得上一举两得——多开讲座，专家就有学问紧迫感，有利促进本专业的研究；办讲座，对于博物馆、图书馆自身的知名度、客源量也有促进。”

    而首都图书馆的倪晓建馆长则用“功德无量”来评价公益讲座，“要让周末听讲座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虽然已成为部分人的生活一部分，但这部分人还远远不够多。”倪晓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