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中国高校招生的不公平，是一个老话题，多年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招生名额一直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单位来分配。所以高考只是在一省之内相对的公平竞争，而不是一国之内的公平竞争。各省、区、市之间苦乐不均的现象，这些年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个考生，同样的分数，在有的地方能上重点大学，在有的地方连专科也上不了。上海、北京要回避这种对比，先后实行单独命题考试。每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出相关议案或提案。来自教育界、新闻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批评不绝于耳，但始终没有看到主管部门的相应改革。学生和家长，有的花大钱高中移民，到天津上高中；有的选择旁门左道，高考移民。海南的理科状元，因为是高考移民，内地名牌大学不能录取，只好去香港读书；青海理科第三名，已经进了清华，查出来是高考移民，受到退学处理。这些青年学子的不幸遭遇，背后的根本原因都不能不追溯到现行高校招生体制的弊病。

    梁：政法大学不是高等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只是中国的一所高等院校。但它率先正视了现行高校招生体制的不合理，并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拿出了改革方案。过去招生名额的分配方案，只能看到管理部门的主观意志的历史沿袭和相关各方不公开的博弈，拿不出一个能够摆得上桌面的公平尺度。政法大学提出以人口比例确定各省的招生人数，毕竟是公平尺度的一种。你可以批评这种尺度是否完美，也可以提出新建议，设计更公平、更合理、更可行的尺度，但不要轻率地否定这种追求公平的改革努力。

    毕：政法大学招生改革的动力首先来自对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的否定性评价。他们的改革，是经过系统调研后才出台的，不是一个人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同样的问题，社会也曾经向其他名牌大学的校长提出过。有的校长也承认现行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公正，但又表示无能为力。政法大学的行动证明，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大学不是无所作为，关键是想不想做。当然，要想把问题解决得更好，光有大学一个方面的改革还不够。我所珍视的，是政法大学的改革，冲击了不合理的体制。在别人按兵不动的时候，他们迈出了走向公平的第一步。

    梁：以往的招生模式，明显有利于京、津、沪等大城市，有利于教育资源发达的城市，在中国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这个政策的得益者永远是大城市。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教育的不公平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永远存在。从晚清到民国，北大、清华这些国立大学，从来都对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有特殊政策。1949年以后，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招生也有特殊照顾。中国名校始终都有一些名额保证这些地方。政法大学的改革思路，和这种照顾政策并不冲突。说按人口比例招生会使西部地区受到影响，不过是一种猜测。政法大学的指导思想不是“损不足奉有余”，而是削峰填谷，减少北京等地的名额，补偿那些高考分数线过高的中部人口大省。这是明摆着的事。

    毕：一个公正的社会局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之内可以建成的。而是靠无数点点滴滴的良性变革积累起来的。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法大是中国人的法大，不是个别地区的法大，特别不是个别发达地区的法大。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中国的大学，不是大学所在城市的大学。如果所有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都有这种普惠全国的意识，情况会有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