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审计署的一项审计发现，由于扩招，高校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比如被审计的18所高校债务总额达72.75亿元。高校债务的80％是固定资产，大部分固定资产将被归入教育成本。教育成本不仅包括学校的日常运行成本（教师工资、水电费等等），还包括教学楼、实验楼、各种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现行的教育成本计算还没有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如果包括，教育成本一定还会攀升。

    那么，能不能从控制教育成本入手，抑制教育收费的上涨呢？

    我们知道，高校的毛入学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2％一跃达到2005年的21％，到2010年高校在校生将达到3000万。这样大规模的在校生增长必然导致高校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升。因而，高校教育成本总量增长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当然，这个上升的速度必须考虑高校在校生增长的一种趋势：当越来越多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高校在不断加大设施投资的同时，还要保证学生的平均教育成本不再增加，甚至下降。教育成本下降有没有现实的可能呢？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移动通讯产业刚被引入中国时，一部手机就卖2万元，话费也很贵，使用的人都是富人。现在，500元就能买一部手机，100元的充值卡能让穷人坚持半年，收入偏低的农民工都能负担得起移动电话费。中国移动运营商每年都投巨资建设更多的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为更多的平民用户服务，特别强调平均每个移动用户成本必须呈下降趋势。大众化的特点是人数众多，只要慎重投资，保证平均用户的成本低于收费，还可以赢利。

    所以，高校的校长们必须合理地规划固定资产投资，使平摊到每位学生身上的平均教育成本呈下降趋势；若去年投一亿元钱接收了一千名新生，今年再投一亿元则必须能容纳五千名新生。

    控制教育成本需要政府的干预。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向英国学习。英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学学费被固定在1125英镑，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得很好，然而大学的设施也严重老化。所以，英国政府改变做法，允许大学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定价，但是最高不能超过3000英镑。各学校在限定的框架内自由竞争，能生存下来的学校都必须慎重考虑基础设施投资，不断降低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成本，不断改善教育质量来吸引学生就读。

    控制教育成本的增长还需要老百姓调整心态。很多学生家长对教育有着过度的期待：“不进重点中学，就不会有前途，不进重点大学，这一生就完了。”因而尽管家境贫寒，但做父母的即便是举债也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拥有对教育这样过度期待的学生家长往往会选择有名气的高校，偏爱有豪华设施的高校，宁愿付出较高的学费。家长们就是高校的顾客，顾客想要什么，高校自然便会努力实现什么。既然家长们喜爱豪华设施，竞相攀比谁家的孩子去了更昂贵的高校，高校很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大兴基本建设之风，用豪华设施吸引学生和家长。家长们交纳了高昂的学费后，就更增加了对教育的期待。这个“怪圈”驱使高校不断地投资豪华设施，把教育成本推向新高。

    其实，教育本身是无法兑现这种过度期待的。如果学会了教材里那些人类在十几年前或百年前创造的知识，就能获得巨大的人生成功，我们便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简单现象：各国的学生都在学习几乎相差不多的知识，然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极大。更无法解释有知识的人也常常失败这个现象，例如，当年美国计算机市场里的知识精英DEC（小型机的领袖）和CRAY（巨型机的领袖）都被略显“土”气的对手吞灭。

    所以，抑制大学教育收费上涨，和老百姓对教育的合理期待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