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的陋习由来已久。有关部门终于开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而且，一出手就是“重拳”：有的地方已将或拟将闯红灯行为与所在单位的评先、福利待遇、奖金发放等挂钩，有的地方将闯红灯者的照片曝光，有的地方则从“娃娃”抓起，规定如果中小学生闯红灯，就不能被评为“三好学生”。

    但是，上述做法，无一例外地受到人们的质疑。公众对这种“重典”惩罚非常反感，尽管他们同样反感闯红灯的行为。

    一切处罚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授予政府部门或警察以闯红灯为由，干涉单位内部发放奖金等权力。任何超乎法律规定范畴的处罚措施，都可能造成对法律的践踏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可能比闯红灯本身更可怕。

    公众的反感还不仅在于此。在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个老问题了，诸如强制拆迁、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行为，常常由于有关部门的袒护而逍遥法外。权大于法的现象，在职务犯罪中体现得更为分明。一半以上职务犯罪分子被适用了缓刑或免刑。对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过多、过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检察日报》 2005年10月11日）。

    既然这些犯了比闯红灯严重得多的罪行的人，可以受到宽容，凭什么对普通老百姓闯红灯这种轻微违法行为，要以比法律规定还要严厉得多的措施予以处罚？

    而且，在中国，闯红灯最无所顾忌最霸道的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官员和执法者。在不少城市，敢于横冲直撞，对红灯视而不见的车辆，不是政府用车、军车就是警车。警察对这些闯红灯者，不是敢怒而不敢言，就是视而不见。如果真的要治理闯红灯，为何不先拿这些特权车辆开刀，给违法者以震慑，让公众引以为戒？这远比欺软怕硬的执法方式，更容易让公众信服和接受。民以官为范，当手握权力者成为守法的典范，民众也必然守法。否则，只能徒增公众的反感。

    有人提出，应向德国学习，德国人一旦闯了红灯，作为不良记录都会被记录在案。保险公司将增加闯红灯者的保费，银行会缩短闯红灯者的贷款年限……但是，这些惩罚措施并非执法者超越法律授权强加给违法者的，而是相关实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违法者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规避风险，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执法行为。这是社会诚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在我们这个诚信缺乏的社会，德国的做法难以效法。

    也有人提出，学习新加坡的做法。2003年7月，新加坡规定，任何在巴士停车场及车站乱穿马路的行人，可最多罚款571新元（相当于人民币2800多元），并被判入狱3个月，如果再犯，重罚，入狱半年。所以，新加坡鲜有人闯红灯。但是，如果在我们国家实施这样的规定，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因为，再重的惩罚，在我们这里也总能被人找到突破的缺口，进而导致法律被悬空，而新加坡则真正做到了法不容情。

    1994年，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多次把油漆和鸡蛋泼向私人汽车等行为，触犯了新加坡法律，被判拘禁4个月，罚款2244美元，外加鞭刑6鞭。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说情，要求免除鞭刑。然而，总统的老脸没能保住费伊的屁股，只抵消了两鞭而已，剩下的四鞭照样将费伊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彻底“破相”。法律如此被执行，谁不敬畏法律？

    因而，闯红灯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陈年旧疾不除，仅对闯红灯动以“重典”，是很难令公众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