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泰国选举委员会于4月2日组织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无效，应在60天内重新选举。据悉，此前的泰国法院从未采取过如此强硬立场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司法行动主义（Ju d icial A ctiv ism ）的烽烟不断燃起于各国政坛，且有西风东渐之势。

    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槌定天下

    人们应当不会忘记下列一连串的历史事件：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票数十分接近，部分选票疑云重重，举国陷入僵持和纷争，两个月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决布什当选美国第54届总统，戈尔虽然不满，却接受裁决，并呼吁其支持者为了国家利益转而支持新总统；2004年12月,乌克兰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出来后，时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获得连任，但乌克兰最高法院很快做出判决，宣布原先的投票无效，禁止公布选举结果，并下令重新举行大选，最终另一位候选人尤先科反败为胜；今年初意大利大选，中左和中右联盟旗鼓相当，得票数十分接近，候选人普罗迪宣布获胜，但贝卢斯科尼拒绝承认并要求重新计票，当时仍然是意大利最高法院出面宣布中左联盟胜出，事态由此迅速平息。此外，在近年的德国、斯里兰卡、印尼大选中，也不时能够看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敲击法槌，拨开政治选战的层层迷雾，一语出而天下定。此次泰国大选，最高法院再次强势介入最高层面的政治纷争，只不过是全球司法行动主义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城堡上再次点燃的烽火。

    司法行动主义的产生源自对暴政的沉痛记忆

    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通常互相独立且制衡。不同的是，立法和行政机构均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公共意志的自由选择使它们笼罩上一层民主的光彩外衣，民主成了它们立命之本的合法性基石。与此同时，自从民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司法机构的地位就难免有些尴尬。道理很简单，它不是民意的产物，法官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也不向民众代表负责。因此，从19世纪以来，当政治生活殿堂不再成为贵族世袭的私家花园时，即使政客们口头标榜“三权分立，司法权威”，但事实上，与国会议员和行政首脑相比，法官的政治角色就如同其身着的旧式袍服一样，除了料理世俗的诉讼之外，渐被国家政治生活所淡忘。

    20世纪以降，特别是二战之后，缘于对法西斯政权窃取民意而行暴政之实的沉痛记忆，人们重新反思社会的终极价值，并进而探索如何通过理性去防止民主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蜕变为多数人的短视和暴政。于是，司法作为一种存在于民主体制之外的控制机制，再次受到重视。那些沉寂多年却怀有抱负的各国最高法官们也乘势而上，虽缺乏民意支持却依仗着神圣的法律理性，重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司法行动主义由此渐成风气。

    沿此道路走得最远的，恐怕要算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了，他的司法信仰就是法官不能恪守文本教条，而要寻找法律背后的正义，为了实体正义的实现，这位上诉法院院长甚至不惜多次曲解法律条文。也是巧合，美国思想家罗尔斯在其经典著作《正义论》中把正义树立为公共政治的最终价值，民主和自由在他看来似乎更像是手段。而英语的“正义”一词恰好与“大法官”一样，都是Justice，这使法官获得了更多的底气，认为自己不仅可以在诉讼中输送正义，也可以在政治纷争中揭示正义的真相。

    司法行动主义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有其合理价值

    事实上，司法行动主义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确有其合理价值。其一，“民主，民主，多少恶行假汝而行”，正如前文所言，法律理性确实有利于防控民主走向反面的极端。其二，从根本上而言，除了被奉为最高信条的民意，政治运作特别是全民动员的选举之中，基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之别，并无充足的规则可以被所有人一体遵循。而司法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则能有效地厘清选战中的对抗与角力，使政治行为借助法律程序，变得透明化、和平化以及可以付诸于诉讼。毕竟，诉讼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文明的对抗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当全体民意分为两派或者更多，彼此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之际，民意杠杆已经失灵，此时，司法最终裁决的功能将变得极为重要。也许某项司法裁决并不与理想状态的民意完全重合，但它对于解决纷争，使政治生活摆脱无序状态，迅速做出定论，弥合因选战造成的全民分歧，却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的。而且，最高法院作为超脱的第三方，介入选战纷争并非出于自利，换言之，法官再如何裁决，也不会将其自身推向权力中心，再加上全社会平日积累而成的普遍司法信赖，只要最高法院一言既出，则举国遵从。因此便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这个没有民意基础的机构，反倒成了判定核心民意的裁决者。

    从全球诸多个案来看，司法行动主义者有理由对他们的贡献持乐观态度，至少到今天为止，尚未出现最高法院关于选战结果的裁决受到实质挑战和否认的情况。此次泰国最高法院关于选举无效的裁决做出后，各派政治势力有喜有忧，但即使私下有微词，公开的表态都是“既然法院下令重新选举，我们将服从”。由此可以预见，全球范围内的司法行动主义还将进一步扩张，在今后各国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政治纷争中，最高法院的法槌还将敲出决定性的裁决。这股司法行动主义的风潮，将会伴着各国民主政治的推进而不断跟进，而各国最高法院的角色也将因此变得更加政治化。

    （作者为中央军委法制局法制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