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原南方局青年组主要成员朱语今等提议，找几个曾经参与当年的青年运动的人写一部书，把有关的人和事做些形象化的记述，使人们对这个历史时期这一部分青年的活动和风貌有比较具体的了解。由于当时有关人员大都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尽力弥补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未能立即进行此项写作。朱语今也不幸于1988年9月辞世，当年南方局青年组主要成员惟我一人独存。促成此议的实现就成为我的一桩心事，一个真诚的梦寐以求的愿望。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年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参与青年运动的几位同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相继离休，愿意在桑榆晚年编写当年共同战斗的一些战友们一生的经历。我就把有关的几位同志召集在一起，商量了这件事情。与会者有我和当年担任重庆工人“据点”负责人的刘实，当年担任中央大学及沙磁区“据点”负责人的吴佩纶，当年中央大学“据点”成员童式一、穆广仁，当年复旦大学“据点”成员燕凌、宋王争。大家支持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王争4人编写总名为《红岩儿女》的这几部书。他们当即拟订计划，访问老友，搜集资料，征集回忆录，着手编写。

    红岩儿女这一代人的大半个世纪的经历，我以南方局的青年工作者的身份，从头到尾都是参与者和目击者。看了这部书稿，回想几十年前的往事，我仍然心潮澎湃，感想甚多。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实实在在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感受特别深刻的是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周恩来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群众充分信任，寄予莫大的期望。在皖南事变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大后方党的组织和党员处境极端恶劣。为了摆脱这种非常险恶的局面，南方局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和适应新情况的斗争策略，以便继续有力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深入地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恩来倡议，主要依靠非党进步青年和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建立“据点”（主要在重庆一带），或依靠进步青年自己在友谊和共同政治见解上的自发组织（如成都等地），或依靠部分地方仍然坚持活动的地下党组织（如昆明等地），广交朋友，联系群众，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经过两年多埋头苦干，随着形势变化，逐渐掀起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在40年代前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积极带头参加，起了骨干作用的，绝大多数是尚未入党的进步青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处心积虑限制、迫害以至要消灭共产党的情况下，大批进步青年仍然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日、争取民主、加强团结、力求进步的主张，反对投降，反对专制，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不把这些进步青年吸收入党，而让他们主动地开展活动，由南方局及其青年组同他们联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帮助和引导，这对保护他们和保护组织都更为有利。当时的南方局领导人有一句话：“这些非党同志要当做党员来用。”关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情况：当动员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时候，南方局有关同志提出是否当即解决其中骨干分子的党籍问题；只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在他们到解放区之前被反动派识破，反而不利，于是，让这部分人带着接头暗号，到解放区以后就正式作为党员对待。这样的事实也说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真正是群众运动，绝不是“运动群众”。党的领导主要是高屋建瓴的政策方针上的领导，而不是指手画脚，包办代替。

    正是这样，不但有力地打击了专制统治，而且迅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随后，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一呼百应，非常顺利。抗日战争时期锻炼出来的这支力量，也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战场”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的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和他们思想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红岩精神，在今后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现代化的中国的进程中，依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动力。红岩儿女是光辉的“五四”传统的继承者。“五四”先贤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在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是非常艰巨的，至今仍未完成，还需要几代人为之奋斗。期望下一代接过前代手中的火把，继续前进。因此，我愿意把这部书推荐给广大读者，特别是现在的青年一代。

    编者注：张黎群曾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过本报社长兼总编辑。本文是他生前为《红岩儿女》所作的序。该书最近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部，第一部（1939—1945）是《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1945—1949）是《从漩流到洪流》，共计142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