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文中这样调侃好友马宗融：“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手杖……便匆匆地走出去。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10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

    在马宗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老舍之子舒乙又朗读了这段文字。与会者多为马宗融多年好友，参加纪念会的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业教授李存光回忆：“读罢，全场俱笑——友善的、开心的、带着怀念的……”

    马宗融热诚、健谈，在“文人圈里尽人皆知”。夏衍曾忆，他与马宗融初逢，料想“下午两点见面，谈两小时，总可以对付”，不料“这位马教授是一健谈家，从时局谈到文艺，又从文艺谈到重庆的‘四大名旦’。天快黑了，看表是六点，但他余兴未尽，只能约定下次再谈。”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一个月里要去他家几个夜晚”，“一壶咖啡，海阔天空，宇宙苍蝇，无所不谈。当然，更多的是谈现在，却没有人会担心别人出去打‘小报告’”。

    巴金在《随想录》中也提到马宗融，形容他“如同一团火”，巴金从他身上悟到了“交友之道”——“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据后人忆，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有一教授思想进步，同学生接近，终被学校解聘。另一位与马相熟的教授前来串门，其间讲了不少被解聘教授的坏话。马越听越不耐烦，终于发了脾气：“你诬蔑他就是诬蔑我！我不要听！你出去！出去！”

    多年研究马宗融的李存光说，马的热诚，不仅体现在待友之道上，更多还“体现在对时局的关注与随之而来的个人表达上”，是一种“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马宗融一生敬仰鲁迅：“……最爱鲁迅那憎爱分明、不屈不挠的‘固执’，不怕开口，把自己的态度与立场表现得明明白白”，以“尽其为文人的作用”。

    1946年，复旦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马宗融当即在校务会议上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随后，马宗融收到当局一封公函，邀其去参加“中央训练团”的高干培训班。他“勃然大怒，掷之于地”，要复旦大学原样退回。

    马宗融依仗自己高大强壮的体质和教授身份，经常在夜深时提着粗手杖，将示威学生送回宿舍。有一次送罢学生，天黑路陡，竟从高高的河岸上滚下坡去。

    1947年，复旦校长章益约见马宗融等几位教授，说是接政府命令，要求其停止支持学生活动，否则“下学期停聘”。马宗融听罢“甩门而出”，终被解聘。后举家渡海往台北，任台湾大学教授。

    巴金曾这样评价马宗融：“……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

    但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马宗融，死时却甚为暗淡凄凉。国民党败退前夕，台大人心惶惶，一潭死水。马宗融“渐躁”，时常独自高喊：“我的书！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又一年，身染沉疴的马宗融回到上海，时值兵荒马乱，其女马小弥回忆：“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他咽气。”

    生前，马宗融曾为一亡友撰写悼文，文中道：“他死了，但心还活着，因为一群他所爱的生者，还在艰难的时局里挣扎着！”有后人评，此言虽为追念亡友，但用于自身“亦恰如其分”。的确，马宗融之后，“此种热情竟是越来越稀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