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宽容由此成为美谈，但人们不谈或不太谈的是，中世纪时，欧洲的城市居民都在理直气壮地往门外窗外扔掷垃圾粪便。由于没有成熟的城市卫生管理体系和与之配套的公共厕所、垃圾箱和排水系统，当时的城市街道上，“满地都是粪便、腐水、垃圾和尘土组合成的烂泥浆，以及伴随着的浸透城市的恶臭”。

    那几个世纪，城市居民饱受流行性传染病的蹂躏。可怕的黑死病是最大的杀手，1346年到1353年，它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但无人意识到，死神正是从自己每日丢出窗外、遍地开花的垃圾中飘然而出。

    当时的舆论认为，传染病的元凶，是遥远天际中星辰的排列——“火星、土星和木星连成一线，使最可怕的瘟疫传播”，与此同时，一名医生说：“任何发臭的东西都不会致命，任何致命的东西都不发臭。”这代表了当时医学界的普遍看法。

    也曾有一些官员试图改变街道中垃圾横飞的情景：1348年，当黑死病蔓延巴黎时，当地路政官要求“居民清扫自家房前街道，并将垃圾运送到指定场所……任何违反者将处以十倍罚金”，但几乎无人遵从这一条例。

    1395年，巴黎的路政官颁布了一条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对乱丢垃圾者最为严厉的处罚，“凡向塞纳河倾倒垃圾者……处以绞刑”，但这丝毫没有吓住那些居民，“他们还在无耻地犯罪”。

    各个城市清除垃圾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完全是居民们和市政官员不断斗争的历史。在公共卫生方面，城市居民们对垃圾的漫不经心已经根深蒂固，直到19世纪中叶，大部分欧洲城市居民还是不断将垃圾丢在马路上。

    直到19世纪末，巴斯德指出疾病是由细菌传播所致，才从根本上转变了市民的观念。城市逐渐装备了自来水管道和庞大的排污水管，垃圾被禁止在公共场所逗留，并被送到专门的垃圾场。

    但几个世纪以来，垃圾数量的增长呈现出加速的局面：1872年，巴黎市民人均每天扔掉200克垃圾，1922年每天要扔掉700克垃圾，而到了1994年要丢掉1.6公斤垃圾。法国人每年“生产”的垃圾，能装满两列长达一万四千公里的火车——车头在上海，车厢在莫斯科，车尾在巴黎。

    有增无减的垃圾山，蚕食着人们生存的空间，关注环境的官员、科学家和市民们开始研究将垃圾分类，在他们看来，有些垃圾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加以利用，既可以缓解资源不足，也可以减少垃圾无法处理的烦恼。

    1883年，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欧仁·普拜勒签发了著名禁令——要求不动产的拥有者提供三个专门的容器投放垃圾，分别装易腐烂物、报纸和破布烂衫、碎玻璃、陶片。但这条法律受到有产者的抵制，成了一纸空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类垃圾箱才真正得到实施。

    制定和实施垃圾分类——回收——循环利用，需要政府官员、企业家、科学家、公民的共同参与，能否成功，取决于有效的管理和人们对此的重视及渐渐养成的习惯，正如几百年来人们逐渐接受不断提高的城市卫生标准一样。

    人类厌恶垃圾给他们带来的烦恼，但如若没有垃圾，则意味着人类世界已经停止了运动。人类与垃圾彼此对立却又密不可分，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那么，“当无法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改变自己”，从垃圾制造者变为垃圾管理者、垃圾再利用者——这是现今人类社会面临着的持续不断的挑战。

    《人类与垃圾的历史》［法］卡特琳·德·西尔吉著 刘跃进、魏红荣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