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当今中国官员退出政坛，主要不是因为职业流动，而是因为年龄。一般官员60岁退休，国家级和省部级领导人的退休年龄高一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八九十岁也不稀奇，六七十岁的人往往精力还相当充沛。不做官了，总要做点事。

    梁：前些时候我们谈过退休高官到大学做院长的忧虑。因为大学现在是强势部门，再引进退休高官，强强结合，会造成权力失衡。我个人的想法是，应当提倡退休官员报效家乡，服务桑梓，包括出生地和一切有恩于自己、并留下美好记忆的生活场所，特别是曾经生活过的贫困地区。

    毕：我从报纸上看到，海南省原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临高县农村，帮助村民搭桥修路，脱贫致富，传为佳话。

    梁：我认识一对老年夫妇，男的80多岁了，原来是文化界的官员，夫人也快80岁了，原来是著名演员。他们在北京郊区农村落户后，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村里教授书法，组织业余演出，村民很欢迎，对他们很尊敬。两位老人从中得到莫大的愉快。加上农村空气新鲜，他们连医院都很少去了。

    毕：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所有的优势资源都在急速向大城市集中。中青年文化人，都向北京和少数几个大城市流动。不要说农村，就是省会以下的城市，都难以留住高级人才。农村青年，考上大学，一般不再回来。提倡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设想是好的，但农村人才的继续失血，短期内很难改变。青年人向往大城市，是一个大趋势。

    梁：不光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如此。

    毕：在这种情况下，退休官员报效家乡就有了特殊意义。高级官员退休做什么事好，做什么事不好，可以从两方面看。从消极方面，是要防范隐性的权力变为私利，所以要限制退休官员经商。从积极方面，无形资源向资源稀少的地方流动总是好事。农村缺少人才、缺少文化、缺少资金、缺少关系和渠道，退休官员在这些方面往往有优势，发挥这种优势有益无害。

    梁：人到晚年，报效家乡，一般没有什么外在的功利目的。因为阅历的丰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常常发自内心，这时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通常不高，而对精神生活有比较高的期待。对家乡或者有恩于自己之地的报答，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因为有这样的情感支撑，通常会使行为高洁、清正，可以把物质利益看得很淡。所以，外在的物质条件，对退休高官、高级知识分子回乡，并不形成制约。服务当地的文化教育，为改善民生出谋划策，一般也不会对地方行政造成干扰。

    毕：中国古代社会，上千年来，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告老还乡是中国官员退休的基本模式。这种制度在客观上，使得文化和财富有可能从都市流向农村，在一些村庄得到高度聚集，同时也对地方官员的为政水平构成一种软性监督。比如，皖南的一些古村落，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相似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这个传统，早已中断了。城市反哺农村，需要新的通道。所以，鼓励退休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回乡服务，是一条可以提倡也有实际作用的思路。

    梁：我早年生活在小城市。有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因为被打成右派，流落到这里，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们的不幸遭遇，客观上使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准一时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和古代一些高官被贬，流放偏远蛮荒之地，孕育了一方文化，情况很相似。就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客观上也有某些类似的功能。今天，当然不应当重演过去的政治悲剧。但如今在自愿的前提下到农村做事，让文化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就不是悲剧，而是快事了。

    毕：现代的官员与中国传统社会科举产生的官员很不相同。但现代学校制度下培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长处，不管怎么说，长年的从政经历和城市生活，使这些人在整个社会处于文化的中高端。他们如果能把一生积累的知识和文化带到农村，总会产生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