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指出，左云矿难突出暴露了四大问题：非法超层越界开采问题；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和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劳动组织、安全管理严重混乱；矿方存在恶劣的瞒报行为，在事故发生后，矿方将被困矿工家属转移至外地。

    这四大问题使人心惊，使人警醒：绝不能低估了“矿难顽症”的顽固程度；绝不能低估了不法经营者铤而走险，甚至如李毅中所说“公然向法律尊严和政府权威挑战”的猖獗和疯狂；绝不能低估了不法分子所依恃的“保护伞”的能量；绝不能低估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绝不能对当前安全生产状况盲目乐观。

    左云矿难告诉我们，不要认为有了严律和重典，有了“死亡一人赔偿20万元，非法生产死亡一人赔100万元”的规定，就能杜绝非法、违规生产。不要以为有了法律对瞒报事故的干部和矿主的严惩，就没有人以身试法。抓住左云矿难作为典型“病例”深入解剖，彻底查处，把准“矿难顽症”脉象对症下药，是一个契机。为此，我们应当问这样三个问题：

    一问煤管、矿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是否尽职尽责，是否完全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落实过程中是否走过场、变了调？左云矿难充分暴露出监管部门的“雷达网”严重失灵，县、市安监机构被矿主层层欺瞒，竟然变成事故矿方的“传声筒”。而最后揭示真相的仍是普通群众。

    二问官煤勾结现象是否得到彻查？没有权力做保护伞，那些见利忘义的矿方为何敢一再地超能生产、越界盗采，把人民生命安全当作儿戏？官煤勾结只靠“限期撤股撤资、主动交代说明”不能肃清，而要秉持法律、依靠群众、排除阻力、深查细挖，才能真正奏效。

    三问对“矿难顽症”惩处的办法和机制是否得力？比如超能力生产、越界盗采、非法用工等，只限于经济处罚和模糊宽泛的刑事处理，是否能让利欲熏心、“拥钱自大”的非法矿主畏而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