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估计高高兴兴上学的孩子不多了，相反许多孩子怕上学，怕见老师。”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坦言，大约80％的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来自老师。罗洁称，不少刚毕业的教师并不能处理好师生之间的一些基本问题。

    “那天真热闹啊，教育局门口挤满了送礼的人，放礼金的桌子上摆满了100元的钞票。”

    ——湖南省衡南县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描述该县教育局搬迁时的热闹景象。一位学校负责人透露，衡南县各个乡镇的中学、中心小学、学区和直属中学都参加了送礼，礼金600元到2000元不等。

    “新闻学每年增加101个专业点，这种速度太不正常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梓华在新闻传播院长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新闻学超常规发展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据统计，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有66个，2006年已达661个。

    “看不起学校！”

    ——重庆某高校一名大三学生向学校提出退学申请，在退学理由一栏，只写下了这5个字。这名学生称，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太死板，在学校学的知识对自己今后的发展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将自己带入一个误区。

    “做普通劳动者能收回上大学的成本吗？”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官员日前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此言一出，即有人指出，现在一个学生读到大学至少要花十五六万元，而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薪则在1000元以下。这么低的工资，收回成本是没什么指望的。

    “中国影视晚分级一天，儿童就多受一天伤害。”

    ——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在观看了电影《达·芬奇密码》后用“愤怒”这个词表达对中国影视缺乏分级的看法。孙云晓认为，《达·芬奇密码》像一部恐怖片，不适合学生观看，在国外上映都受到了限制，却在中国受到了优待。

    “有人说，博士后到中学任教，似乎是大材小用。但我觉得在大学压力更大，因为每年要承担课题任务。中学月收入也许只有三四千元，但很稳定，压力小得多。”

    ——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位女博士后解释自己为什么向北京四中递交求职简历。在2006年北京博士后引荐会上，像北京四中这样的名校，一个上午，就收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站博士后投放的简历近百份。

    “为了儿子能上名校，我差点给别人下跪。”

    ——南京一名为孩子上学择校苦恼的母亲大倒苦水。这位母亲表示，自己也不愿意择校，可是不择校不行，眼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去好的学校就读，心有不甘。

    “不是早就说要取消借读费了吗？为什么现在反而越收越贵了？”

    ——广州的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对借读费充满疑惑。他的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可报名时被告知，因为没有广州户口，要交3万元借读费，而去年的借读费才4000元。一名小学老师表示，借读费的具体数额是由教育局规定的，钱也并不是学校收的，而要交给上级财政部门。

    李丽萍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