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设置考验行人忍耐极限”，当这样的标题成为媒体标题时，舆论对制度弊端的激愤之情油然而生。言下之意是，行人闯红灯并不是完全出于自身规则意识的匮乏，而是由外在的制度弊端引起，所以不应过分地苛责个人。制度之弊真的能成为免除个人责任的理由吗？

    事实上，当我们把社会文明的提升完全诉诸制度的设计时，已经是在“制度完美无缺”的假设下讨论问题。可问题是，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完美制度的诉求都仅仅是理想，无论怎样周密设计都难免存在漏洞，所以从一个假前提出发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红灯等待时间太长之弊固然需要解决，但这不能成为闯红灯的借口。

    假如制度之弊可以成为免除个人责任的理由，按同样逻辑推下去，杀人的农民工、贪污的官员等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违法者，都可能会以制度弊端拒绝承担个人责任。不无遗憾的是，近年来不少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还是陷入了制度崇拜论的泥淖难以自拔。

    不管一种违法行为有着怎么样的理由和借口，它首先是一种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制度弊端的反思才能成为一种可能。否则，从制度弊端去为个人违法寻找合理性基础，就会成为常态，结果只能在问题解决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遮蔽事件的本质。

    需不需要制度，这是一个伪问题；但该如何敬畏制度，这却是一个真问题。任何制度的生成及威信的树立，无一不有赖于参与其中的个体自觉遵守来实现。让人担心的是，一旦以制度之弊作为践踏制度的理由，成为公众习以为常的本能，哪怕是越来越趋向于合理的制度，其命运将不是被越来越多人遵守，而是更多人肆无忌惮地在“苛求制度”中“宽容自己”。

    说到底，个体对规则的遵守与对规则弊端的修正，是一个互为前提的关系，而不是势不两立和水火不容。正因为有苏格拉底以自己牺牲为代价，才换来希腊人对制度的敬畏之情，从而完成了希腊民主和法治的启蒙与构建——虽然苏格拉底为之而死的制度，存在许多让人难以容忍的弊端。

    首先敬畏制度，然后才能修正弊端，这才是面对制度应有的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