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实现，也能看到国际制度是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鉴于国际制度像一张大网，国际规则、规范越来越广地覆盖全球，所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立并发挥作用在所难免。”5月25日，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名家论坛”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共鸣。该论坛以“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为主题，旨在为军队和地方的国际问题专家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王逸舟指出，中国目前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尽管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远非令人满意。比如说，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联合国的各种决议，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国际制度，中国只是一般的参与者，参与程度相当低，比如在经济、国际货币金融等领域，中国都是后来者。

    王逸舟指出，在这些国际制度的制定上，中国发言权很小，远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时，还有一些国际制度的制定中国甚至没有参与，只是旁观者，比如《京都议定书》。中国的策略是谨慎，虽然加入是迟早的事情，将来还可能不得不承担各种义务，但中国表现出的态度是迟缓。王逸舟认为，在一些国际制度中，中国发挥作用不仅是一个技巧，而且是一个博弈过程，但同时这也和我们的政治、软实力、自身体制的健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塑社会风气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嘉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需要对国家利益概念中同时存在的本土边界内和本土边界外的利益给予格外的强调和重视。实际上，本不需要特别强调中国在国外也有国家利益这一事实。但是，对中国来说，由于近代历史上的原因，做出这种特别区分是必要的。多少年来，由于中国国力的软弱，只有外国人在中国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权利，而没有中国人在国外获得利益的可能，我们不习惯于考虑如何从国外获得合法的经济权利，甚至是所有权。特别是当西方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由于担心出现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误解，有可能在国外争取获得合法权利的时候产生犹豫，不知道如何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则指出，我们的国家利益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如今的次序是：首先是安全利益，其次是政治利益，然后是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仍处于第四的位置。安全利益的转变已经从国土安全发展到境外安全。从政治利益来讲，我们已经融入世界，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争取国际制度的制定权。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量加入国际组织，已经完成了融入世界。现在我们就是要争取制定权。经济利益方面，过去我们是注重国内经济建设，现在是走向国外。过去是靠商品占有国外市场，现在要追求在跨国公司里的股份，通过跨国公司“来实现国家利益”。

    本报北京5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