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袖标，红十字，或在战场，或在灾区，见到这样的标志，那就是国际红十字会到了。他们不问战争性质，见到伤员，立予救护，而交战双方对他们也不得伤害。所以，红十字会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其宗旨是博爱。中国人得知这一国际惯例，是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当时日本红十字会组织已很完善，日军侵入中国，跟来的红十字医生和女护士竟有10万人。日军有受伤的，他们救援，清兵有中弹的，他们也救援，所谓“不分畛域，一体留医”。

    这个道理，起初清军不明白，一见有日本人到达近前，看也不看对方佩戴的红十字标志，立刻奋起，刀枪相见。这事儿让西方人知道了，很是奚落了中国人一番。战后，红十字会学说开始在中国启蒙。最有名的一篇文章，题《创兴红十字会说》，发表在1898年5月19日的《申报》：“红十字会是什么？西方各国临阵救护受伤兵士的慈善机构。如今世界各国，除少数几个野蛮国家，凡可称之为文明之邦的，没一个没有红十字会……中国乃文明古国，军队自称王者之师，最重仁义，却眼睁睁瞅着战士们在战场上断胳膊断腿，哀嚎遍野，不去救援他们。这不是让人家文明之邦笑话咱们是野蛮之国么？”（译文）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尚未攻入北京，清廷便集体逃亡，留下其子民任侵略者宰割。这时，上海有个救济善会，还有个济急善局，虽为民间传统慈善团体，却仿照国际红十字会惯例，前往华北，救援战争难民。据当时的《救济文牍》记载，凡参加此次救援行动的人员，穿的衣服，要标有红十字记号。乘坐的车船，要招展红十字旗号。行为方式，须具备国际红十字会精神。陆树藩的《救济日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在天津有一批“贪利北来，甘从洋兵，以身试险”的苦工陷入困境，要按过去的看法，这些人就是汉奸，如今念及“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故仍一体援之”。但侵入中国的八国联军却“不准该会滥用红十字旗帜”，因为当时的中国并未加入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组织。几经交涉，联军准许中国救援团体将“红十字”改为“蓝十字”。于是，在1900年的华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打有“蓝十字”旗号的“红十字”组织，在国际救援史上写下了极为特殊的一章。

    又四年，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战场在中国东三省，清政府“中立”，人民惨遭蹂躏。这时，上海有个叫沈敦和的道台，义愤填膺，奔走呼号，“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东北难民之策”，得到上海绅商响应。3月3日，“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沈敦和任首董。不料“善会”刚成立7天，便告解体。原因就在“善会”二字：虽说是一个好人办好事团体，却并非国际承认的红十字组织，正在东北交战的日俄双方，没一方认可这个“善会”，一旦深入战争险地，“善会”根本不能享有红十字会应享的权利。情急之下，沈敦和想到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洋人李提摩太，立刻前往拜访，请他帮忙。李是英国传教士，天津《时报》主办者，山西大学创办者，在华洋双方都很有威望。由于他的帮助，终于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载，他要求中方组建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他亲自到英、法、德、美领事馆与四国领事商谈，请他们参与“合办”，沈敦和任中方秘书，李提摩太任外方秘书。这样一个“五国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得到了各国大力赞成。然后，针对日俄两国公使都公然拒绝“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其占领区的请求，李提摩太请其东三省的教会朋友韦伯斯特帮忙疏通：“于是韦先生私下拜会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援，实在令人遗憾。结果俄方同意向俄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红十字会对中国人开展救援，日方似乎不应比俄方表现更差。日方将军于是立刻表示同意。”这样一来，两头全部搞定，创会之事自然柳暗花明。

    1904年3月10日下午5时，“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于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并立刻展开东三省救援工作。李提摩太记载：“从救援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协会捐助的资金总共达451,483两（相当于56,000英镑），慈禧太后一人就捐助了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