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流满面的一个孩子，坐在沙发上投诉评选三好学生的遭遇，对面坐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局长娄进。

    5月26日，娄进向记者回忆了去年接待的这起投诉：本区一所小学的两个孩子，竞争班里惟一的区级三好生名额，需要师生投票来决定，甲获得了51％的选票，乙获得了49％的选票。

    看起来是甲获胜了。根据政策，在升入重点初中的竞争中，区三好将处于优先的地位。乙的家长不服，跑到学校告状，说甲有问题，鼓动学校重新进行了投票，结果甲与乙的选票数颠倒过来。这下轮到甲的家长不干了，领着孩子四处告状。

    娄进说自己当时心里很难过，为了争夺三好生的称号，两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孩子翻脸了。整个学校的师生也分成了两派，各支持一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遭到侵蚀，这样的评选还有何益呢，不如取消算了。”

    三好生评选制度该不该取消？5月17日，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组织听证会。会后2个多小时，教育局领导根据听证会结果宣布：从9月1日起，在本区的所有小学取消评选三好生，将代之以新的评优方式。

    四川教育界和新闻界认为，青羊区是全国首个取消评选三好生的地区。

    评三好评得“心理上都有阴影了”

    听证会上，有学生代表发言：“每学期都要评三好，名额又少。家长、亲戚总问评上没有。如果没评上，他们就会说‘笨’、‘没用’，搞得很多同学很没有面子，心理上都有阴影了。”

    4月中旬，一位成都妇女曾致电当地媒体，称三好生的评选已经让自己和女儿精疲力尽，甚至让一向好学的女儿也产生了厌学情绪，整天闹着要休学。

    这位母亲说，女儿今年小学毕业，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前10名，还担任了班长职务。但表现很好的她一直没有被评上三好生，不是被教师子女占了，就是被老师动员让给其他同学了。

    为了让女儿在升初中时占得先机，或者起码不吃亏，父母一再叮咛女儿在小学毕业前要把三好生的称号拿下，女儿也认为希望很大。今年的评选，初选时女儿和另外两名学生一起被选上，她的综合能力明显强于对手。但最后投票时，因为男生讲义气，都投给惟一的男生代表，于是她再次落选。

    回家后，女儿哭了一晚上，突然对妈妈说：“我觉得社会好不公平！我不想上学了。选三好生时，同学们的爸爸妈妈为了拉关系，都在请同学吃饭，还在私下找老师！你们真没用！”

    妈妈的脊背一凉，顿时对三好生评选制度感到“失望透顶”。

    在听证会前夕，青羊区教育局委托成都三家影响力较大的报纸进行了民意调查。在平均每天接到的300多个热线电话中，接近8成的市民认为应该取消评选三好生。

    “三好称号已经演变成为加分工具”

    评选三好生在中国已历半个世纪，具有强大的惯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魏兆鹏对此做过梳理：1953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讲话，提出把“三好”作为青年团工作的方向，要求青年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从1954年起，中国开始评选三好生。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成为未来“德智体”三好提法的重要依据。

    “文革”中，三好作为教育符号同样受到冲击，停止评选。“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三好被重新提出，并给予重申和肯定，学校共青团组织以三好为目标开展了各种活动。

    1982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公布评选三好生的试行办法，规定三好生的标准是：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该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着重提高了三好学生的相关待遇。如上述《办法》规定：对于连续几年被评为“三好”的学生，在升学和分配上都给予优先选择的机会。又如，教育部在2001年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规定：各地在高中阶段各类学校评选省级三好学生的基础上，按当年毕业生万分之一的比例评选并确定的优秀学生，享受普通高等学校的保送生资格。

    思想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是三好生评选的标准，具体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记者找到了成都市某区的评选条款，看到思想品德一项规定得很含糊，主要是要求遵守《中小学生守则》、《礼仪常规》等。

    学习上则要求得很具体：小学生各科成绩应达到优秀级，初中生在各科成绩及格的前提下，各科平均成绩达到85分以上，高中生在各科成绩及格的前提下，各科平均成绩应达到80分以上。

    身体好，主要是要求体育成绩达到良好级以上（80分以上）。

    三好生评选在演变过程中，已经与升学紧密联系。按照成都市今年的高中招生规定，获市（地区）级以上表彰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可加20分投档审录；获区级或市直属表彰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可加15分投档审录。

    在教育局长娄进眼里，评选三好生已背离了其初衷。评选三好生的原意是树立榜样、激励学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曾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当三好与加分相联系，它便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荣誉，“三好称号已经演变成为加分工具”。

    “三好”两代人

    记者采访了一家两代人。父亲叫苏俊木，1962年他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时，头一次参加了校级三好生的评选。一个班只有几个名额，由班委推荐，班主任拍板。结果他落选了，心里很不高兴。他觉得自己成绩好，身体好，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凭什么就当不了三好生呢。

    学校将他评为优等生，还发了个笔记本作为奖品，但苏俊木还是不开心：“评不上三好生，说明我有缺点，这时给一个优等生的称号，我觉得像个讽刺，还不如不给。”

    落选触动了他，争取三好的念头一直盘旋在脑袋里。他注意到高一时有些同学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而自己没有，显得不够追求进步。于是高二他主动申请入团，班主任点头了：苏俊木在政治上是积极的。

    高二结束时，成绩依然优秀的他终于被评上了三好生，关系好的同学都来祝贺，他也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不过那时的三好生不享受高考加分，也没有其他的优惠待遇，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评上三好生让我愉快过，是正面影响，但是名额太少，对多数同学没有作用。”苏俊木这样评价他当年的荣誉。

    母亲叫王蓉，上世纪60年代上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始终与三好生称号无缘。她读的是寄宿制小学，同学们都远离了父母，在校园里过着类似孤儿的生活，所以一些同学对班主任有强烈的依恋。无论是在寝室、食堂，还是操场、教室，只要班主任一出现，就有一帮学生冲上去拉着她的手撒娇。可是班主任只有两只手，不够拉，有的学生就依偎在她身边。而王蓉没有凑这种热闹的兴趣，往往走到一边端起一本小说来看。

    小学每次评三好生时，入选的总是喜欢找班主任撒娇的那几个，永远没有王蓉，不管她在校外的作文赛、运动会上拿回多少荣誉。

    那时的三好生没有奖金、加分，也没有可以别在衣服上的小红花，只有一张油印的奖状，盖有学校的公章，然后学校把奖状邮寄给三好生的父母。

    王蓉的考试成绩远远优于那些三好生，她渐渐对三好生的称号产生了不屑，至今不变。

    女儿叫苏愉，29岁的她听过父母的三好生记忆，颇为感慨。她本人对评三好没什么兴趣，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她的成绩都比较一般，望着稀缺的校级三好生指标，她完全产生不了追求的欲望。

    不过她也曾“三好”过。那是在小学，获得过一次班级三好生称号。她并不感到兴奋，因为那次班主任“开了口子”，全班大部分同学都可以评上。“拿到奖状还是不舒服，泛滥了。”苏愉笑着说。

    痛快与不能痛快

    事实上，在青羊区教育局采取行动之前，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变革的步子。比如北京光明小学早在1996年就以“我能行”活动取代了评选三好生。湖北、湖南已宣布三好生一律不与升学挂钩，不再享受加分待遇。上海市从今年开始淡化三好生的称呼，称之为优秀队员或优秀团员。

    但是不待全国政策的变化，便“痛快”宣布取消三好的，目前只有成都市青羊区。

    “痛快”是有前提的。成都市规定，从今年起重点初中招生时不得将三好生作为条件之一，所以青羊区教育局认为在小学取消评选三好生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初中考高中以及高中考大学时，对区级和更高级别的三好生仍然统一执行加分规定，如果取消这些三好评选，意味着青羊区的考生要“吃亏”，因此区教育局只能让初中和高中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