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来三峡工作 我在乡里都是名人了

    5月27日，送别的鞭炮声炸响了寂静的三峡坝区。何外成和工友踏上了回乡的路。这一天距离他们第一次来到三峡坝区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因为来三峡工作，我在乡里都是名人了。”何外成来自云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3年前家里才通了公路。第一次出远门，小何很不习惯，“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工作忙了，渐渐适应了。不过，对像他这样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是这里的寂寞。“除了打打球，没有什么娱乐。”偶尔，几个年轻人会到后面村子里唱唱卡拉OK。后来，有人捡回一条小狗，十几个大小伙子围着一条小狗，都能乐上半天。

    有不少人抱怨这两年没赚到什么钱，小何却很坦然。他说，付出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心态把握住了，就快乐了。对他来说，三峡是毕业后人生的一个起点，在这里，他第一次赚钱养活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收获的快乐，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社会。

    临行前，兴奋了几天的小伙子们突然觉得有点失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来三峡。”“也许我们会回来办个集体婚礼。”这个年龄，希望还是挺多的，比如2008年去北京看奥运会，比如“事业成功”。

    林建宏和小何是同学，他觉得在三峡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能出一点错。而他第一次独立操作就出了问题，“当时，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后来查明问题不在小林，他顿时觉得解脱。为了保证质量，这里的惩罚制度非常严格，甚至不近人情。男孩子哪一个不是有血性的，小林觉得委屈，不久前提出了辞职，“没想到竟先等到了撤离三峡的消息”。

    消息来的很突然，望着相识两个月的湖北女友，林建宏不知道是带走还是留下。两人商量着，他安顿好后，再回来接她。只是，下一站在哪儿，小林也说不清楚。

    三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这就是十年留下的全部家当

    听说又有一批工友要离开了，小肖再次找到领导，和别人不一样，他是要求留下来的。“新工地的条件通常都很差，三峡的环境对我的身体更好一些。”小肖是1998年来到三峡的。后来受了伤，2005年从一线退了下来。

    5月30日，他刚刚送别了一个好友。他朋友走的时候，只有三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这就是十年留下的全部家当”，小肖说，“干这一行的人，房子永远是租的，大件不敢置办，小件带不走，到了下一个工地，锅碗瓢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每换一个项目，生活就被打断一次，做这一行的人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不能考虑太过长久。

    32岁的小肖一直回避要个孩子，“我几乎都能想见他的未来，和我一样，从一个水电工人的儿子成长为另一个水电工人。”小肖正在参加公共关系的自学考试，只剩下三门课程了。“这个文凭不是为了争取更高待遇的垫脚石，而是弥补不曾上大学的遗憾，有一个向别人说得出口的称谓。”

    小肖也曾努力跳出这个行业。喜欢广告的他利用业余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广告装潢课程。后来，他又把媳妇送到武汉学美容，2003年他们的美容店开张了，生意一炮走红。小肖考虑过安定下来做个文秀店，可是现在腰不行了，很多事情又得重新打算。

    小肖一直保持着爱看书的习惯。他说自己潜意识里不愿意和主流社会脱节，“工地是个相对隔绝的世界，城市里的很多事都与这里无关”。

    三峡是小肖经历过的最好的工地，设施比较齐全，以往在买书上花费不小的他现在喜欢泡在三峡图书馆。不过小肖担心的是，下一个工地，有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

    能在三峡工作，当然很自豪

    5月20日，185坝面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的那天，小蔡冷冷地站在搭满钢筋的仓号里，很少说话。“能在三峡工作，当然很自豪。”面对记者时，小蔡脸上总算有了些笑意，“在工地我必须严肃，工人叫你‘蔡工’，你总不能嬉皮笑脸的。”

    被称为“蔡工”的蔡希寅刚刚20出头，在监理部工作，负责三峡大坝施工现场的质量监控。小蔡来三峡时只有19岁，第一天站在大坝下，“感觉它真的很高，还是挺激动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小蔡上岗了。只是他稚嫩的面孔在做了几十年的老工人眼里，实在缺乏说服力。刚开始，工作很难展开，几乎没有人听他说话。“那时，我也的确没有经验，只会按照书本上的规范来做。”记得第一次独立验仓，他在仓号里仔仔细细看了四个小时，也没敢下笔签字。寡言少语的小蔡开始主动和工人们聊天，“多听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经验和标书结合，就相当有用了。”

    如今，小蔡知道工作是有方法的，管理也要讲究技巧。“在现场我说自己感到自豪，更多的是说给身边的工人听的。我要起一个带动作用，否则工人更没情绪工作了。”每天泡在施工现场，小蔡了解工人的不易，所以在面对理性与理解的抉择时，他常常感到为难。一年下来，小蔡开过三四张罚单，共8000元。他说，任何一个工程都马虎不得，何况是三峡。

    能亲眼看着大坝到顶就很开心了

    李勇所在的浇筑一队负责三峡大坝185坝面最后一仓的浇筑任务。5月20日下午，下最后一罐料时，李勇离开了仓号，“大家都希望能在电视直播上露个脸，可地方就那么大。能亲眼看着大坝到顶就很开心了，还有很多工友，辛苦了十年，都没让上来看最后这一刻”。

    封顶时，李勇说自己挺平静的，“就像在医院等着孩子出生，没电视上演得那么邪，感觉水到渠成。”庆功仪式结束后，他回到坝面，想再静静地看看大坝。“还真有点舍不得，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看也看不够”。

    1998年9月，第一次踏进三峡坝区时，李勇还是个愣头儿青。干机械出身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坝上的活儿那么苦，干了没多久，就吵着要走，整整闹了三个月的情绪。“现在想想，咬一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后来的八年，李勇做过模板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混凝土工是公认的苦差，一开浇就不能停，高温41摄氏度也得干，倾盆大雨也得干，有时雨水把胶鞋灌满了，倒都倒不及，就拖着一鞋水干。

    这八年委屈的事挺多，李勇不愿多说，他只盼着能早点完工。但他知道，这八年的记忆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

    5月21日，大坝全线建成的第二天，李勇趁着倒班，赶到宜昌看望妻儿。听说，这个月底自己所在的浇筑一队就要离开三峡，转战下一个工程。儿子刚满百日，不能带在身边，这一次李勇是来和妻儿告别的。“只有我安顿好了，才能把他们接过去。新工地都很苦。”

    5月27日，传言中离别的日子，李勇依旧在大坝上忙碌着，他有些失望，不过他又说，“可以多陪陪勤燕和儿子了”。

    许多人来了，许多人走了。年轻人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生力军。

    2006年5月27日，何外成和工友们相约到江边拍照留念。

    随着施工人员一批批离开，原本热闹的陈家冲卡拉OK一条街变得冷清起来，小饭馆也陆续关门。

    2004年3月27日，何外成和工友们踏进三峡坝区，在五级船闸前留下了第一张合影。（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