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骋告诉记者，自己为了对一新闻事件进行深入采访，于2006年4月18日向上海市规划局传真了采访提纲，但该局不予答复。4月23日，他又以挂号信的形式向上海市规划局寄送了书面采访申请，请该局按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提供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再次遭到拒绝。

    马骋在他的行政诉讼状中称，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政府部门对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或者应申请公开；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依据该规定，要求政府机关向其提供有关政府信息。该规定还制定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代表各级政府向社会发布政府信息，那么，对新闻记者的采访申请，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马骋在行政起诉状中，要求法院判决上海市规划局按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向其提供由自己申请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马骋在写给中国记协有关领导的一封信中说，近几年，他在采访工作中，经常遭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拒绝。一些部门采用违反法律和不合常规的方法限制新闻采访，使记者无法行使正当的采访权。个别政府部门，甚至将他的的书面采访申请当作信访处理。

    有一次，马骋按照上海某政府部门的规定，将采访书面申请寄送给该部门。没想到，几天后，却收到了有关部门寄来的《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称他的书面采访申请作为“信访件”已经受理，“根据《信访条例》，处理单位将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如延期，将另行告知”。

    2004年5月实施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强调，除依法免予公开的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均应予以公开或者依申请予以提供。

    而《规定》实施后一个月，70岁的上海市民董铭就因申请查阅一处房屋原始产权资料被拒，进而状告上海市徐汇区房地局“政府信息不公开”，也被称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但最终董铭败诉。

    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被列入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据悉，该《条例》将对政务信息公开做强制性要求，原则是以公开为前提，不公开为例外，改变过去“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保密原则。

    不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新闻法规的黄瑚教授对记者说，马骋以公民的身份起诉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是可行的，因为上海有《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但他如果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起诉政府部门侵犯新闻采访权，则无法可依。因为国内包括国外都没有明确针对记者的新闻采访权的规定，政府部门也没有法律义务一定要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政府信息公开的对象是公民，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有向媒体和记者公开信息的义务。”

    此前，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媒体不是公民的代议机关，记者不是公众的法定代理人。在获取政务信息的条件上，记者并不比一般公民拥有优先权，只不过职业特点要求其必须关注政务，但其采集政务信息的采访行为亦并非执行国家公务。因此，在采访被拒时，媒体无权以原告身份起诉，记者也只能以公民身份起诉。即使胜诉，法院也不会判令将政务信息提供给其所供职媒体。此时，记者起诉的意义势必大打折扣。

    实际上，马骋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告诉记者，自己在行政诉讼状中还是依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提起诉讼请求的，主要还是要求信息公开，而并没有强调新闻记者的采访权。不过，他还向中国记协寄去了自己的情况说明，告知自己“寻求新闻采访权司法救济的一次尝试”，而且也得到了中国记协有关人士的回复，表示记协会就此事进行专门研究。